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率侦察排奔赴灾区救援，全靠双手刨挖废墟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承德双峰寺驻地，24军炮团指挥连侦察排排长从剧烈震动中惊醒。床板在晃，墙上的物件不断落下。凭着多年军旅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地震。

天亮后，团里部分射击指挥干部正在驻地附近山上进行野外作业。上午，军里紧急命令传来：除少数留守人员外，部队立即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

命令下得很急。人员集合、车辆检查、物资装载，所有动作都在争分夺秒地完成。下午4点半，侦察排随车队出发。没人知道前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唐山正在等待救援。

这支部队与唐山并不陌生。移防承德以前，24军长期驻守唐山，许多官兵在那里生活、训练，甚至成家。那座以钢铁、煤炭、机车和水泥闻名的工业城市，对他们而言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

车队沿盘山公路前进时，天上下起大雨。车轮碾过泥水，发动机持续轰鸣，车厢里却没人真正睡着。战士们清楚，越快抵达，就越可能从废墟下多救出一个人。

7月29日凌晨，车队进入唐山市区。眼前的景象让人几乎说不出话来：房屋大片倒塌，道路被砖石堵塞，熟悉的街道已经失去原来的模样。部队没有停留，按照指挥部划定的区域迅速展开搜救。

工具不够，时间更不够。废墟里的钢筋、砖块和断梁交错在一起，铁锹和镐头往往无法下手，战士们只能用双手一点点扒开碎石。有人负责清理，有人贴近废墟呼喊，还有人趴在缝隙边听动静。

“里面有人吗？”

只要听见回应，大家马上寻找最安全的进入路线。余震不断，刚扒出的通道随时可能再次坍塌，可被困群众就在几米、十几米之外。手掌磨破了，指甲翻裂了，没人顾得上包扎。那段时间，侦察排连续三天没有合眼。

救援不只是和废墟较量，也是在和水、食物以及炎热天气周旋。地震破坏了城市供水、供电系统，能够取水的地方极少。实在口渴时，战士们喝过澡堂池水，也到凤凰山公园取水。水面上漂着绿苔，水下还能看见蚊虫幼体，但在当时，干净饮水本身就是紧缺物资。

炊事班只能用有限的水做饭。有人吃坏肚子，仍然回到废墟旁继续干活。侦察排排长要求战士们把水壶灌满，能少跑一趟，就多留一点时间搜救。

一名叫李云波的年轻战士，曾在废墟上捡到半截黄瓜。他嘴唇已经干裂，却没有立即吃掉，而是钻进狭窄的通道，把黄瓜递给一名被压住的15岁男孩。那不是多么贵重的东西，却是灾难中极具体的一点人情。

每救出一名幸存者，家属便围上来，有人握住战士的手，有人抱着救援人员失声痛哭。疲惫、饥渴和伤痛，在那一刻全被压了下去。大家知道，废墟下还有人在等。

大约一周后，能够发现幸存者的机会逐渐减少，侦察排的任务转为搬运和安置遇难者遗体。炎热天气里，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忍受的气味。排长带着一辆解放牌卡车和6名战士，在各个堆放点之间往返，再将遗体运往城外集中掩埋。

这项工作沉重而琐碎，却不能有人退缩。各营把清理出的遗体送到指定地点，他们便逐一搬运、登记、转送。许多时候，战士们只能凭气味判断废墟中是否还有遗体。救活人要抢时间，安置死者同样要尽快完成，这是对逝者和家属最基本的尊重。

救援任务后来转向恢复生活秩序。部队搭建抗震棚，修理商店和菜市场，还为一所中学抢修临时教室。所谓教室，不过是砖墙、木架、荆笆和油毡拼成的简易建筑，但对等待复课的孩子来说，它意味着生活开始重新有了安排。

有一次，大雨突然袭来，教室即将完工。排长站在屋顶招呼战士：“雨再大，也得把孩子们的教室搭好。”大家冒雨固定木料、铺设油毡。雨季里，部队还分成小组巡查住户，发现棚顶漏雨便立即抢修，地面积水就挖沟排水。

救灾途中，二连连长郝建国也给战友留下深刻印象。1969年初，他和排长同乘一个车皮入伍，后来结成“一对红”。奔赴唐山途中，郝建国所乘卡车发生事故，被甩出车厢，撞上山壁后滚入排水沟，多处受伤。

送到附近公社卫生院后，仅过两天，他又回到救灾现场。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疾病，疼痛发作时常抱腹蜷缩，甚至几天吃不下东西。随队军医发现情况后，只能强行将他送回承德266医院。遗憾的是，抗震救灾结束后不久，郝建国因胰腺癌去世。

侦察排在唐山坚持到11月。告别时，许多市民走上街头为部队送行，有人拦在车前，有人跪在路旁拍地痛哭。那支从废墟中出发、用双手刨出生命通道的队伍，最终获得集体一等功；所在连队被北京军区授予“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