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主政开封，在开发区站了很久：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1994年，一篇《开封何时能“开封”》的报道让这座八朝古都的困境暴露在全国面前。就在那一年，时任开封常务副市长的梁绪兴面对记者，用四个字点透了开封的痛点：“古、旧、少、后”。古，是厚重的历史，也是沉重的包袱；旧，是老化的城市肌理与工业结构；少，是人才与资源的匮乏；后，是在区域竞争中不断掉队的现实。三年后，他出任开封市委书记，一干就是五年。在那五年里，他没有喊出响亮的口号，却反复做着一件看起来“不着急”的事——把目光投向开封的西边，投向那片尚未成型的开发区，投向一个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看到的未来。

一、向大学问计：把“科教兴汴”从口号变成地基

开封的困局，表面看是产业和空间的问题，根子上却卡在教育和科技上。梁绪兴意识到，一座城市如果不依靠知识和人才来破局，靠什么都是短视的。

1996年下半年，他带领全市各部门负责人集体走进河南大学，向专家求教，这在当时的开封并不多见。一座地方城市的主政者主动走进大学校园，问的不是一时之策，而是长远的短板在哪里。正是在这次问计中，“科教兴汴”被确立为战略方向。

更关键的落子发生在2001年10月15日。那一天，河南大学新校区在开封西区举行奠基仪式，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省长李克强等出席，梁绪兴也在现场。新校区规划面积122.7公顷，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总投资10.3亿元。这个项目的意义远超一所大学自身的扩展——它意味着人口、资源和人才开始向西集聚，意味着开封的城市重心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外移方向。此前不久，梁绪兴还带领四大班子领导到河南大学现场办公，针对学校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逐项解决。这些动作串联起来，是一条清晰的逻辑：城市要翻身，先要有人才；人才要留下来，先要有承载他们的空间。

二、开发区：在“慢”与“快”之间做出选择

开封经济技术开发区早在1992年7月就获批设立，但此后数年间建设进度一直缓慢。1997年底梁绪兴出任市委书记后，把开发区作为重点来抓。他多次到开发区实地踏勘、检查指导，开封市志中至今留存着他到开发区检查工作的图片记录。

在开发区的建设节奏上，他做了一个在当时容易被误解的选择：不急于上马形象工程，优先把路网、水电等基础设施补齐。他在开发区察看基础设施建设时明确表示，开发区的建设要按照拉大城市框架、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的要求来推进，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做。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先修路再招商”的朴素逻辑，但在那个各地争相搞“标志性建筑”的年代，愿意把资源投向地下管网和道路骨架，需要的是一种对时间成本的耐心。

开发区的定位也在这一阶段逐渐清晰。它被定位为汴西新区的核心承载区，承担着引导人口和产业向外疏解、减轻老城压力的功能。开封老城空间狭小，历史遗存密集，如果继续在老城里做加法，只会让交通、居住和保护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向西拓展，既是为老城“减负”，也是为未来“留白”。这一思路为后来“郑汴一体化”的提出和汴西新区的全面启动埋下了早期伏笔——2006年郑开大道通车后开封全面启动汴西新区建设，其前身正是梁绪兴时期持续投入的开封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稳住工业：在“减亏”中守住基本盘

开封的老国企多，历史包袱重，这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开封的困难尤为突出。梁绪兴在工业方面的部署务实而具体：定下硬性目标，推动亏损企业脱困。

这类工作的成效往往不像新区建设那样直观。一家企业减亏了几十万、几百万，一个车间的职工保住了基本生活，在宏观数据上只是微小的变化，但对于那些家庭和那座城市的社会稳定而言，意义完全不同。他的策略不是追求工业总量的快速膨胀，而是在存量上做“止血”和“稳住”——让还在运转的企业尽量不倒，让还能保住的岗位尽量不丢。开封工业的基本盘由此得以维持，为后来更大力度的改革和转型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四、在古城的肌理中留下文化的刻度

开封是八朝古都，地下叠压着六座城池，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可能埋着历史。梁绪兴对古城保护的态度是明确的：新区开发和古城保护必须同步推进，不能因为要建新城就把老城晾在一边。

翰园碑林是这一时期开封文化建设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个由退休干部李公涛自筹资金发起创建的文化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遭遇了用地和资金的双重困难。碑林于1985年动工，到90年代中后期进入关键建设阶段，资金紧张导致工期滞后。梁绪兴为此召开现场会，督促财政和银行给予支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助力这个文化地标在预定的菊花花会前完工。翰园碑林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办碑林，占地120亩，刻碑数千块，由李公涛及其家庭在30年后将股权无偿移交给政府。一个市委书记为一座民办碑林开现场会、协调资源，这件事本身传递的信号很清晰：文化在开封的城市账本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项。

五、从“主政”到“监督”：信访工作的温度与边界

2002年，梁绪兴转任开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角色变了，但他对群众诉求的关注没有中断。在2004年全市人大信访工作会议上，他讲了三层意思：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信访工作，怀着深厚的感情接待来访群众，坚持依法办事妥善处理矛盾。这三句话的排序值得留意——“责任感”“感情”“依法”，既有对群众处境的体察，也有对法治边界的尊重。他还尝试推行公民旁听人大会议的做法，在当时的地方人大工作中属于有探索性的实践。

结语

一座城市的命运，很少由某一届主政者单独决定。开封从90年代的困顿中一步步走出来，靠的是一代代人接续的积累。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梁绪兴选择了一条不那么“显眼”的路：把资源投向基础设施而不是形象工程，把希望寄托在教育和人才而不是短期数据，把开发区交给时间而不是急于填满。他在开发区说的那句“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不是一句修辞，而是对一种施政逻辑的朴素概括——有些事的回报不在当下，而在很多年后，当一座城市的骨架真正撑开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当年那些看似“缓慢”的投入，原来每一步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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