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仇恨，好好做人！文伽昊照父亲遗言活着，14年后撒掉父亲骨灰

2009年8月7日凌晨三点左右，重庆南岸海棠晓月小区，文枷昊刚吃完宵夜回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和母亲周晓亚从睡意里砸醒。

门外的人自称是司法局的，要找文强“汇报工作”。文枷昊当时就觉得不对——深更半夜上家里汇报工作，而且父亲根本不在家，在北京开会。他第一反应是父亲办案多年树敌太广，有人寻仇报复，他让母亲赶紧打110。

警察真的来了，可对方只亮了一个身份，就把110顶了回去：“091专案组的你们也敢管。”多年以后文枷昊才知道，说那句话的人叫郭维国，091专案组的牵头人。

110被训走之后，文枷昊开了门，一下进来七八个人，亮出搜查证，随即收走了一切能让他与外界联系的东西，母子俩被分开看管。

专案组民警后来回忆，文强家玄关立着两米高的象牙屏风，水晶灯价值十余万，民警从凌晨两点多一直搜到下午两点多，查获的物品整整装了一辆大货车。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约两个小时——当天凌晨一点，文强已经在北京开会的宾馆里被专案组叫醒了。门外那个经不起推敲的说辞，正是这场精心保密的抓捕留给这个家庭的第一道裂缝，只是门内的母子俩当时毫无察觉，也根本想不到，这一夜会把他们各自的人生撕成两半。

文枷昊，1981年生于重庆，原名文国周，小名“洪洪”。那一年夏天长江上游发了大洪水，重庆半个城泡在水里，父母用这个应景的小名给他讨一个平安的彩头。

他的父亲文强，当时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一个从巴县基层派出所一路干上来的老刑侦，1992年调任市公安局，分管过治安、刑侦，后来出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转任市司法局局长。

在坊间，他是那个踩着“中国头号悍匪”张君的头给领导打电话的人，是凌晨戴头盔向与警察枪战的罪犯下最后通牒的人，重庆江湖人称“文二哥”。可在家里，他不是传说，只是一个极严厉的父亲。规矩多，零花钱管得死，反复叮嘱儿子谨慎交友。

文枷昊后来对记者说，自己家是个“高危家庭”，父亲根本不允许他露富，长这么大几乎没给过他什么“特殊照顾”，有时还要故意避风头。

而这份严厉背后，藏着文强自己后来才说出口的愧疚——在自白里他写道：“我儿子出生后，那段时间比较忙，开导教育他的机会很少，学习成绩也不好，对此我很愧疚，所以就想多给他留下一点钱，够了一辈子用的。”

想多留钱与管得严，这对矛盾拧在一起，就是文枷昊整个童年的真相：他得到的不是陪伴，而是父亲用赃款铺出来的、名为保护实为阴影的物质生活。

高压之下，这个官宦独子长成了一个与父亲截然相反的人：内向，话少，见了人不敢大声说话。周围同学几乎没人知道他是局长的儿子，他从不主动提。

高中起他就主动住校，理由很简单，想离这个严厉的父亲远一点。高考那年他原本想报考公安院校，因为身高没达标，母亲想请父亲托托关系，文强一听就火了，撂下一句话：“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勒令儿子不许报考。

2001年2月12日，他从首都机场飞加拿大留学，读国际贸易，可不到一年就回来了，全程花了八万元，此后关于他“留学海外”、“被从国外抓回”的传闻在网上传了多年，直到检方调取的出入境记录和他本人后来的澄清才证明：父亲出事时，他根本不在国外。

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想开网吧，父亲不同意，父亲想让他找个朝九晚五的班去上，他不乐意，这事就撂下了。

2007年，他收下干妈周红梅——原重庆兴安实业、吉鑫装饰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给的吉鑫公司35%股份，挂名董事长，但很少去上班。他自己后来解释，这完全是父母安排，他连公司公章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偶尔以个人名义拿到的钱也没自己花，都交给了父母。

2008年，他投资23万元，在大渡口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网吧，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网吧里度过。

谈到和父亲的关系，他的原话是：不能说多亲密，也谈不上疏远，理念上出入很大，“这大概就是传说的代沟吧”。

这就是“文局长公子”的前二十八年，说起来竟然乏善可陈——没有纨绔的骄横，也没有向上的野心，更像一个被父亲的阴影罩着、既受庇护又被压抑的普通人。

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正是这种乏善可陈，让后来那场崩塌显得更加猝不及防。

自那个凌晨，091专案组登门之后，文枷昊先被带到沙坪坝公安分局，开始接受审讯，一直到晚上十点，随后被转押北碚看守所，一关，就是十个月。

在看守所里，他叫“吴良”——091专案组的编号人员。有人问他091是什么意思，他说是2009年1号案子。提审他的人主要问一个问题：文强跟公安局和市政府的哪些领导有交往。据他自述，有一次做笔录，他说了一点点，笔录却记了很多，他不肯签字，结果被打了，后来看守所的人出来把双方分开，那批提审的人再没来过，专案组另派了一批人。

他失去自由的这十个月，外面的世界正在把文家连根刨起。专案组在文强那里碰了钉子——文强对着办案人员叫嚣：“别想用那些手段对付我，那些东西都是老子我发明的。”

突破口最终开在了周晓亚身上：当办案人员把文强在外嫖宿幼女的录像放给她看，这个陪丈夫从基层一路走到局长夫人位置的女人情绪彻底崩溃，先是痛哭不止，继而大骂文强是（畜）生，然后开始交代，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巴南区小泉别墅的楼顶，放干浴池里的水，挖出了埋藏的两千万元赃款。

至此，文家的钱是怎么来的，藏在哪里，开始暴露在阳光之下。

2009年11月，专案组有人跟文伽昊说了实话：“你父亲的案子没有结束，你是肯定出不去的。他案子什么时候结束了，就会放你出去。”

此后从2010年1月初到5月下旬，整整四个多月，再没有人提审他，也没有人来看他。他不知道父亲的任何消息，不知道母亲的任何消息，不知道家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外界盛传“文强的儿子失踪了”，他家里为他请了律师，可他直到出去也没见到这个律师。

恐惧一天天发酵，他后来承认自己那段时间真的害怕：“他们是不是把我忘在这了？”5月中旬，他写了一封信托看守所转给专案组，内容只有一句近似孩子气的话：这里还有个人啊。

专案组曾让他给父母写信，说在里面很苦，以此对父母施加压力，他拒绝了，他说希望父亲实事求是，如果真犯了罪，自己坦白就好了。

那十个月里他学会了抽烟，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自己垮了。他曾悄悄问一位待他不错的看守所主管，像他这样不判刑的得关多久，主管沉吟片刻，说像你这样几个月不来见也不提审的很少见，但“在特殊年代，关几年也很常见”，还提醒他，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对他的父亲很不利。

2010年5月21日，重庆市高院二审驳回文强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几乎就在同时，专案组的人来找文枷昊，告诉他“你的案子大概调查清楚了，犯罪不是很严重”。

6月2日，他被带出北碚看守所，押回沙坪坝——十个月前他第一次接受审讯的地方，两三个检察官等在那里，向他宣读法律文书：涉嫌掩饰、转移非法所得，情节轻微，微罪不诉。十个月的羁押到此结束。

他后来对凤凰网记者复述那一刻，只有一句平平淡淡的话：“6月2号又来告诉我，你犯罪过于轻微，不予以起诉。我就出来了。”

家已经没有了，房子和全部财产被没收，他暂住在九龙坡杨家坪的舅舅家，表弟是一名基层警察。他后来说，自己一迈出那道门，表弟派出所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了；到了舅舅家，屋里还坐着四五个街道办和管户籍的民警，和他拍了一张合影，说这是任务之一。

那位表弟被要求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文枷昊不上诉、不上访、不去北京，违反的话，表弟受罚。

刚出来的两三个月，他两三天接到一个电话，逢年过节，他们还提着腊肉上门。他想去成都看朋友，电话每天追来，最后对方直接报出他朋友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他害怕了，怕给朋友惹麻烦，就没有去。他去巴南给爷爷上坟，专案组的电话立刻追过来：“小文，你怎么去巴南了？”文枷昊问：“我出来了，还没有自由吗？”对方答：“是关心你。”

7月6日深夜十一点左右，大姑文万琴接到专案组通知，第二天一早派车来接他们去见文强。

7月7日清晨6点多，文枷昊和大姑就到了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文强起得很早——那天他还接受了中央某报的采访，文枷昊隔着人群看到父亲，觉得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睿智”，眼睛里满是疲惫。

8时整，文强在法院得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将立即执行，随后获准与儿子和大姐见最后一面。地点是法院里一间只有客厅大小的屋子，屋里屋外至少二十个人：法警、武警、法官、专案组的人，有专门负责拍照的，有专门负责录像的，文强两边还各坐着一个武警。

见面的前两三分钟，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还是大姑先醒过神来提醒：“文强，洪洪，你们快点说吧，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了。”

文强对儿子说的，主要是几件事：保重好身体；等妈妈去监狱以后，要常去看她、把她照顾好；不要仇恨社会，不要受他的事影响，不要去恨别人。他说这是他自己做了错事，要怪就怪他自己；他原来立过功、辉煌过，现在犯了错，同样应该受到处罚。他还叮嘱儿子自己去找份工作，早点结婚生子。

说完这些话，文强扭头请示坐在旁边的人：“我能不能抱一下娃儿？”

两个武警站开了。

文枷昊后来回忆，他紧搂着父亲的腰，喊了一声“爸爸”，当场大哭，父子俩抱了十多秒钟；文强拍着他，又说“洪洪，你出去以后不要仇恨社会，不要自己放弃生活”，“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时间会证明这一切的”。

拥抱之后，文强说了一句：“娃儿，给我磕三个头吧。”

文枷昊哭着，给父亲磕了三个头，随后警察把他们带了出去。

规定的会见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出门的时候，文枷昊还不知道这就是最后一面。当天上午9时05分，文强在歌乐山被执行注射死刑。文枷昊是接到干爹的儿子张淏西的电话才知道的——“你父亲已经被执行了。”

“不可能吧？上午还见了面。”

当天下午，张淏西陪他去公安局领火化证明，赶到殡仪馆时工作人员已快下班，没找到骨灰盒，他先把手续办完；直到执行后的第十天，他才把父亲的骨灰从殡仪馆取回——没有追悼仪式，没有亲友送行，骨灰装盒之后，他不敢下葬，就那么放着，一放就是十四年。后来，他对记者说：去领父亲骨灰的时候，“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

父亲走后，日子没有立刻好起来，反而沉到了更深的底。母亲周晓亚入监服刑，八年刑期里，文枷昊每月去看一次，整整八年，无论寒暑雨雪，他都往女子监狱跑，带上亲手烹制的母亲爱吃的菜，陪她细话家常，讲外面世界的变化，路费食材都出自他本就拮据的口袋。

有人不理解，问他：“你母亲也是罪人，何必如此？”

他只答了一句：“她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从看守所出来不久，文伽昊全身起了疱疹，用中药泡水洗了一个月的澡。他在舅舅家成天睡觉、看电视，本来酷爱上网，那段时间却很少碰电脑，偶尔上网只看体育新闻，有意不去看任何关于父亲的新闻。

干爹说，小文被抓前不抽烟不喝酒，在里面学会了抽烟，出来后又学会了喝酒，太苦闷。2011年春节，他在舅舅家过的，鞭炮声里，他喝醉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文强儿子”这四个字，比他戴过的手铐还沉。找工作，人家一听说是文强的儿子，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有一次他通过了一家公司的笔试，面试时如实回答父亲是谁，对方当场就说“我们这里不适合你，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他谈过恋爱，感情不错，女方家长知道后坚决反对，说“文强是个大贪官，他儿子能好到哪里去”，硬是把两人拆散了。

他想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换点生活费，物业告诉他：这是文强的房子，很难租出去。

那段时间他自卑到了骨子里，怕遇上别有用心的女孩，也不敢再轻易恋爱。他也不是没有怨愤。2011年2月1日《南方周末》刊出对他的专访，第二天恰逢除夕，专案组的人找到他，要求他在某论坛发帖说《南方周末》是乱写，他拒绝了，对方就用他的电脑、他的身份证号注册了账号发帖，并告诉他，以后必须有关部门同意的媒体才能采访，而且不准单独接受。

出狱时给的说法是“微罪不诉”，人家告诉他：“我们是看你父亲的面子就算了，但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老实一点。”

他想过离开重庆，但不被允许；后来他想通了，逃避也不是办法，必须得留下来，把很多事情说清楚。

就是在那样的处境里，他谈到了对父亲、对这场大案最终的态度。他说，说父亲完全没问题、无罪，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他有罪；但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功过虽不相抵，父亲毕竟早年做出过那么多贡献，他本以为会区别对待。可一夜之间，整个舆论让人感觉文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没有开庭审判，舆论已经将他置于死地”。

而对父亲临走的要求，他的回答前后一致，从没变过：他记住了那些话，“我不会因此仇恨社会”。这大概就是他作为一个儿子、一个被时代巨浪拍碎过一遍的人，对父亲和文强案最完整的一次剖白——不翻案，不喊冤，也不以恶报恶；承认父亲有罪，拒绝让父亲独自承担全部的非人化；然后照着那句遗言活下去。

更多的，他不再说了。此后多年，再有记者想采访他，他都婉言谢绝，说自己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不想再被打扰。

2011年四五月，他回到了自己家。2012年前后，也就是父亲走后两年，他谈过一段恋爱，女方父母得知他的出身后坚决反对，这段感情无疾而终，此后多年他不敢再轻易交付真心。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当小学教师的女子。这一次，他没有隐瞒，把自己的家庭、父亲的案子、这些年的遭遇全部摊开讲给她听，对方听完，没有走。

2017年，两人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妻子的收入比他高，但两个人从没为钱红过脸，一家人围着孩子转。

他把父亲“早点结婚生子”的叮嘱，迟了七年，终究还是办到了。2018年，母亲周晓亚八年刑满。出狱那天，当年那些围着文家觥筹交错的老面孔，没有一个人现身，唯一等在监狱门口的，只有儿子。文枷昊把母亲接回了自己家——当年那个出入有车的局长夫人，从此变成一个洗衣做饭、打扫整理、帮着接送孙辈的普通老人，围着灶台和孩子转，日子反倒有了久违的温度。

据近年陆续有媒体探访的报道，这些年文枷昊在重庆一家物流公司做协调员，每天处理货运单据、和供应商打电话，月薪三千元左右。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想着创业翻身，格外珍惜这份普通：几乎不抽烟不喝酒，吃得简单，出行基本靠公交，在菜市场会为几毛钱跟菜贩磨嘴皮子，普通到邻居都不知道他的真名。

公司里已经没有人知道他是文强的儿子，同事关系融洽，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每天清晨他给孩子们做早饭、送他们上学，尽力让孩子们过得快乐——他自己小时候太孤独，不想让下一代再尝一遍。

曾有媒体出高价想做他的深度访谈，被他一一婉拒。

2024年秋天，他和妻子一起，把寄存了十四年的父亲骨灰撒进了长江——那个当年把骨灰取回却不敢下葬的儿子，终于替父亲完成了这件事，也替自己完成了与那段历史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