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欣 邱志荣丨浙东运河遗产传播的回顾与展望

编者按

2026年8月《上虞运河史》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将齐欣、邱志荣为本书所作序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序 二

浙东运河遗产传播的回顾与展望

齐 欣 邱志荣

《上虞运河史》内硬封面

一

中文语境下的遗产传播方法，是伴随着大运河申遗而逐步展开并构建传播视野与路径的。“传播贯穿于世界遗产的辨识、确认、传承、活化利用并最终得以互鉴、共享的各个阶段。”① 在此框架下，遗产传播不仅延续知识的传递尤其是价值阐释与科普功能，也关注传播主体的自觉、社会各方使用文化资源时的交织影响以及传播产品的演进态势。这一切，动态地描述了遗产地中“人”的精神状态，记录了遗产的活态进程，形成了遗产传播特有的文态空间。

利用遗产传播史方法进行梳理，自 2005 年末开始，在全国政协大力推动下正式启动的中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行动，绝非一次偶然、孤立的事件。选择重要时间节点提出“加快申遗”，以权威媒体组合、集中发声，以政协提案等形式扩大传播效果，对沿线城市进行重点沟通，再加上规模宏大、深入现场、打开眼界的繁密调研和研讨活动，形成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大汇聚和大交流，积极活跃的社会公共舆论为各地城市带来了正向的上下同心局面，再加上国家文物保护等部门的全力跟进，最终在 2014 年，“大运河”如愿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从始至终逻辑密切相关的传播过程，体现了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历经 20 年发展所达到的保护水平和社会文化风貌。

其直接结果是：全社会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主动参与持续至今；我们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行动，也经过罗哲文、陈桥驿等前辈的理念引导不断进行自主创新，使用历史学和传播学方法对遗产价值、运河整体风貌进行再认知；其覆盖的空间范围，也从当初只围绕着“京杭”，细化到现在关注浙东运河上的陶堰、上虞等节点。

在 2005 年末，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局面大致如下：一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应将“京杭大运河”视作文化遗产，也认为应将沿线作为一个整体，在时机成熟之时进行申遗。二是大运河涉及多个城市和多个行业领域，单由文物部门完成这一进程肯定是有难度的；同时，京杭大运河遗产家底尚有许多空白。于是，来自文物领域的呼吁和提案，其主要方向还是集中在“保护”也就是减少破坏。三是罗哲文先生成为大运河申遗的一位重要推动者，他认为“大运河申遗这件事不能再拖”。基于自身位置、经历和资源，他开始谋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2005年12月15日，由罗哲文先生牵头，向运河沿线城市发出了《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引发了沿线各地的共鸣，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运河三老”不仅率先前往杭州、扬州“打前站”，游说共同推进申遗工作；紧接着也参加了全线考察。齐欣积极参与、经历了这些珍贵历史过程和节点。这是考察结束后，齐欣陪同罗哲文先生来到郑孝燮先生家，见证郑老在那封信的正式文本上，最后完成签名。

正是在此前提下，由 3 位专家联名发出的《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率先明确提出了“申遗”目标，旗帜鲜明地呼吁沿线城市尤其是主管领导加快形成共识并立即付诸行动。撰写这封信时，考虑到其传播的特点与优势，他们反复斟酌与设计。信中恳切的言辞、清晰的传播议程设置，一下子就在各地和各界中产生了共鸣，收获了积极反馈，对后续轰轰烈烈的社会力量发自内心地、甘于奉献地参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有着直接影响。在当时的许多报道、报告、文件和专家发言中，几乎都会提到这封信并将其置于前言或背景中的重要位置。

2006 年春季两会期间，刘枫等 58 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② ,积极响应了信中的主要观点和行动路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是联名委员之一。随后，受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托，由齐欣、程秀娟作为助手，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 3 位专家前往杭州、扬州，拜会运河沿线重要城市的主要领导，再一次进行申遗“游说”，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考察打前站。现在能够看到“三老”在一起的留存照片，几乎都是来自这个辛勤、忙碌的“铺路”阶段。在此期间，罗老完整阐释了自己 20 年来参与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遗产保护工作的感受，分析了此时推动大运河申遗的意图：“观念的演变和我们中国人对遗产保护的认知阶段，直接影响了大运河的申遗，使这个工作直到今天才开始加速。早了她排不上队，再晚就遗存无存了。”③

2005 年末至 2006 年上半年，大运河申遗的主角是“京杭大运河”。至少在讨论应去看哪些城市时，是没有将隋唐运河、浙东运河沿线列入的。齐欣协助起草“运河三老”那封公开信期间，梳理列出了京杭大运河沿线有 18 个市（区），将北京通州区进行了提升单列，但遗忘了江南运河上的嘉兴；而对浙东运河尚一无所知，更不要说鉴湖、陶堰、上虞、曹娥江三江闸这些现在看来研究意义日趋重要的节点了。

在浙东运河进入申遗关注视野这一阶段，陈桥驿先生同样是一位重要推动者。他持续不懈地对浙东运河的历史地位和功能价值进行游说、阐释和传播。

2006 年 5 月，全国政协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活动，齐欣和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委员会的陶学峰主任一起前往浙江大学，登门邀请陈桥驿先生届时赴京，参加全程考察并在杭州研讨会上作重要发言。“来得正好！”先生欣然应允，旋又邀来访的二位“多坐一会儿”。齐欣对那天的谈论感受极深，因为完全没有料到先生主要谈及的是“南北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些超出了自己近期积累、逐渐熟悉的沿线城市和历史范畴，尤其不明白这些内容与此次行程有什么直接关系。那天的杭州，春雨绵绵。先生彼时已83 岁，在一个多小时的阐述中语调激昂，中英并用，作为传播主体的气场十足，谈论的主题只有一个：考察、保护、申遗，应该将浙东运河包含其中，不能忘记绍兴和宁波。在将齐欣和陶学锋送到门外院中时，他再一次作了主题总结并加以叮嘱。2006 年那次著名的运河考察群贤毕至，汇集了多位年过八旬的专家学者。但陈桥驿先生持续不懈地推讲“浙东运河”，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许多同行的政协委员，都亲自回忆描述了先生的认真、不知疲倦和对浙东运河的执着。这也为随后的全国政协考察路线选择留下伏笔。

2006 年 5 月 24 日，全国政协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活动在杭州召开“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陈桥驿先生的发言题目为“南北大运河”，他娓娓讲述了此次考察前后所做的相关事宜，着重阐释了浙东运河应纳入申遗范畴的史据基础：“在这里必须提出的是我们这条大运河的名称问题。这条运河开凿的年代各段不同，但它们的名称，都有权威文献可据，例如邗沟出于《左传 ·哀公》，济州河与会通河出于《元史 ·河渠志》，浙东古运河出于《越绝书》卷八《地传》 ……我想请教在座各位，‘京杭大运河’之名出于何种权威典籍。假使有，我就采用，假使没有，则我认为还是以中外通行的‘大运河’（Grand Canal）或南北大运河为妥。”④ 一个现在看来很有趣的细节是，陈桥驿先生的这份夹叙夹议、颇有日志风格的发言，并未出现在当时的成果汇编中，而是被先生随后交由邱志荣保存至今，成为理解前辈致力大运河遗产传播的独特证明。

2006年5月，陈桥驿先生接受随团记者采访（《京杭大运河2006》）

罗哲文先生同样在此次研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作为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他延续了那封信的劲头和力度，带着 3 月时为考察“铺路”获取的交流自信，再次利用难得的汇聚机会鼓励沿线城市的政府领导和各专业领域的带头人坚信“团结是力量 和谐能成功”。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考察成果时，罗哲文先生又特意增加了一段“补记”：

我作为一个从小就知道世界最伟大的古代工程长城与运河的人， 自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接触长城时起，就关心着运河。起初（1961 年）想把它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终未成功，后来（1986 年）想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更无法可想。现在在全国政协、各沿河省市、广大热心人士的努力推动下，形势大好。全国政协在 2006 年组织全程考察及杭州研讨会，国务院公布大运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喜讯频传。不久前，北京市通州区又举办了“大运河文化节”，发表了《通州宣言》，我不禁心潮起伏，豪情满怀。要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非常繁重。我曾经说，希望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能够申报成功，当然能快一点更好。我已 80 多岁了，虽不敢言老，但还能尽一点绵薄驽骀之力，希望能看到大运河申报成功，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永远流淌在中华大地。⑤

从 2006 年至 2008 年，全国政协连续进行了 3 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大运河沿线调研。2007 年 12 月，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带队，考察了河南、安徽两省境内的隋唐大运河遗址保护情况。2008 年 6 月，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带队，数十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分赴山东、江苏、浙江运河沿线城市进行跟踪调研，11 月又专程组织了大运河河北段的跟踪调研。正是在 2008 年 6 月的浙江调研中，全国政协接受专家学者和文物部门的建议，尤其是陈桥驿先生多次嘱托，将以绍兴、宁波为代表的浙东运河沿线作为重要调研目的地。齐欣参加了宁波段（绍甬运河）调研。邱志荣则作为绍兴市水利局的代表，向调研组汇报了“浙东古运河”绍兴段中运河园建设、迎恩门改造的情况。他在汇报中基于绍兴对大运河遗产的认知现状，希望出台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意见，提出明确保护范围、内容和要求的建议 ⑥。2008 年 11 月，继京杭运河、隋唐运河后，浙东运河也被纳入申遗范围。

将浙东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将大运河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连为一个体现人类文明交往的整体，这是社会各界和一代代文保工作者共同辛勤奉献的结果。

从传播效果看，以罗哲文为代表的“运河三老”和陈桥驿等前辈，以其根植心中的坚韧信念和持续的游说，显现出了很强的传播力。随之，全国政协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全局推动作用也显现出来。通过委员提案、研讨和持续考察等多种交流平台，各级政协集中了多领域的专家，建立了话题，形成了规模，推动了共识，影响了全局。这些行动与申遗主管部门、申遗城市、新闻媒体心往一处想，相互配合，几乎实现了“提速”大运河申遗的愿望。这是一段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过程，一个个重要环节前后衔接，可以清晰地辨识出遗产信息流动呈现的力度和方向。这些遗产传播经典案例，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位置，远远超越了“锦上添花”或“拾遗补阙”，带动社会视野跃升了一个高度，攻下了一个难关，开启了一段进程，又种下了一棵“大树”。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前辈们的努力具有遗产传播中极为重要的公共性特征，体现着朴素的遗产传播观。他们并没有局限在“专家”的自我定位，没有囿于“行业”的行动范围，也没有将传播仅视作一次科普或教育活动；他们致力于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利用各种机会调动一切力量加入其中；他们真诚期待社会力量的配合，尊重传播的专业特点，更希望社会力量超越或至少是与之“并行”前进。2010 年 8 月 6 日，齐欣陪罗哲文先生来杭州，席间再次遇到陈桥驿先生。这时，作为遗产传播产品的“大运河遗产小道”已在“眺望”浙东运河。陈桥驿先生立即扯下一页菜单，要来一支笔，在这幅残页上写：“邱志荣同志，今介绍齐欣同志与您接洽……”齐欣坐在先生身旁，看着大家都停下来，欣赏先生独有的认真、固执与兴奋。罗老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个特殊场景的意义，拿出身边必备的相机，拍照记录了这个画面。在同年 12 月 8 日举办的“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上，罗哲文先生又呼吁建立“运河学”研究机构。陈桥驿先生深入陈述了浙东运河的陆海地位：“宁波港和浙东运河，实际上为中国大运河提供了河海联运、接轨内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与优良港埠，是中国大运河连接世界大通道的南端国门。”⑦ 只是待到相关内容成册时，罗老的名字已经配上黑框。2015 年2 月 11 日，陈桥驿先生也离我们而去。但随即，在媒体的纪念文字中，对两位前辈的评述有着极为相近的感怀：

累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弃吗？罗老从来都说“还有希望”。一个人，到了八十岁的关头还能做什么？罗老在 2005 年开始带着我们推动大运河申遗，是他先于全国政协考察团去说服沿岸的重要城市；是他率先建议应该借鉴大运河申遗的社会力量参与经验，让蜀道申遗进入实质性的筹备阶段；还有西湖，还有许许多多的古建文物……人有信仰时，光阴永远是快乐的。罗老在周围人心目中一直是个有求必应还不知疲倦的人。从我的统计表上可以大致推算出，他甚至到了 86 岁高龄时，每年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飞来飞去中度过的。但是，很少能听到这位老人自夸或者炫耀这一切。⑧

他的离去，没有星坠月黯，却熄灭了一盏这个时代的人文之灯；他的离去，没有明星绯闻的关注度，却让我们重新思考学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的离去，带起的是我们对过往时代曾经的坚持和认真精神的怀念和感悟。 ……当一个社会，能够积累起足够多的“陈桥驿”，有那么一些甘心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并且能够赢得大家的尊敬和认同的时候，天下大同。⑨

2010年8月5日齐欣陪罗哲文先生来杭州，席间再次遇到陈桥驿先生。

二

浙东运河进入申遗范围后，作为遗产传播的早期线性体验产品“大运河遗产小道”也逐渐成型。可以说，从 2008 年开始，浙东运河遗产价值辨识与传播体验线路的规划，几乎在两个完全不同又相关的领域中同时加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水利史和文物领域的专家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浙东运河的独特工程价值与中国人智慧之间有着密切的代表性关联；只是当时尚未以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 完成提取和评估。彼时推进京杭大运河申遗的相关工作已足够相关从业者忙上一阵子了，干吗还添上更多的未知？那浙东运河是如何逐步加入的？观察那时各方信息交织、流动的细节，可以理出部分答案。绍兴和宁波同为浙东运河上的重要城市，浙东运河（绍兴段）为西起钱塘江南岸西兴、东至曹娥江的核心河段。基于长期的研究成果，当地水利史学者在争取加入之初，就迅速提供了山、海、原自然变迁和人类水利开发等大量史料资源。与两年前推动京杭大运河申遗的局面略有不同，浙东运河受益于自下而上的丰富信息支持。这为顺利地辨识遗产价值提供了基础，也支撑了大运河“扩容”的信心。

2008 年 9 月，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在江苏省淮安市举行，汇集了当时国内大运河沿线城市、与申遗相关行业的参会代表和该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在这个交流平台上，绍兴和宁波开始以“运河城市”形象亮相，介绍了其具备的遗产资源以及保护状况。为落实“运河三老”信中阐释的大运河申遗应关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理念，也为给随后规划体验线路做好传播铺垫，齐欣依托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以正在举办的“中国民间艺人节”为契机，走访了各地基层群众艺术馆，以面谈和调查问卷方式摸排沿线城市相关非遗技艺和传承情况：“针对大运河两岸民间文化艺术和艺人——这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描述和现状调查资料并不多见。在目前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大运河沿岸民间艺术的命运又呈现着怎样的特点？那些或居闹市或隐于深巷的艺人们是否风采依旧？他们如何看待运河沿岸艺术的未来？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⑩

作为积极表达的一方，我们此时的特点表现为：并未从事文化遗产专业工作，但又主动、深度参与了遗产保护行动。在从传统的历史文化视角、宣传视角转向基于世界遗产体系的认知转变中，我们关注、理解和阐释“大运河”的水平，尚未达到遗产价值阐释和遗产传播所要求的双重“真实性”水准，仍属于非专业化表达。在 2008 年的论坛上，浙东运河城市的表述中，还在频繁使用水利和交通行业语境中的“浙东古运河”和“杭甬运河（宁波段）”。齐欣观察沿线非遗状况时，还沿用了惯用的文学方法进行情绪化表达，为增强关注度而使用较多形容词。但到了 2009 年 11 月，我们再来安徽省淮北市参加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时，上述情况已有较大转变，阐释水平也明显提升。大运河（宁波段）保护与申遗领导小组办公室邬向东提交了《中国大运河南端河海转运的黄金水道与重要港埠——大运河（宁波段）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与构成体系》。作为水利史、水文化学者，邱志荣长期追随陈桥驿先生从事浙东运河水利史研究。他提出：“鉴湖堤线和山阴故水道在同一线。”“鉴湖一直是山会地区浙东运河段的主航道，是中华民族瑰宝，需要保护。将其列入申遗范围，符合原真性的要求。”⑪

值得注意的是，邱志荣在论坛上提交了另一篇论文《浙东运河》，将水利史料与遗产价值标准结合在一起，梳理出浙东运河的总体特征：

浙东运河最早起源于越国的山阴故水道，基本形成于晋代。

主要航线：北起钱塘江南岸，经西兴镇到萧山，东南到钱清，再东南过绍兴城至曹娥江，过曹娥江以东至梁湖镇，东经上虞丰惠旧县城到达通明坝而与姚江汇合，全长约 250 里。之后，经余姚、宁波汇合奉化江后称为甬江，东流至镇海以南入海。

浙东运河是这一地区河流水脉的中枢和水上交通运输的干道，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命脉和保障作用。浙东运河通过钱塘江连接以北运河航线，是中国大运河的南起始端。

浙东地区文化发达，积淀深厚，运河又起着巨大的承载作用。经过近年的保护整治，古老的浙东运河更为世所瞩目。⑫

和邱志荣同样，齐欣在 2009 年的论坛上也提交了 2 篇成果。其中之一是在张廷皓先生的带领下，对亟待解决的大运河全局性保护立法工作进行了调研⑬。同时，齐欣将一年来所做的体验线路研究做了阶段性小结，向沿线城市呼吁与大运河申遗同步，建立公众体验、串联全线的“大运河遗产小道”⑭。

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主办的“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在绍兴召开。邱志荣在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融合了地质勘探、现代水利整治保护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再次对浙东运河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梳理。齐欣继续在遗产小道上发力实践，提交的论文展现了自 2008 年至今“大运河遗产小道”从示范段逐步演化出“遗产小道方法”的过程。此时，遗产小道所代表的遗产体验线路，已经明确被视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和公共交流平台，可以从中对应文化遗产传播的特征，描述人与遗产的关联：“用这样一种通用的文化遗产传播方法，能有效保护和提升文化遗产价值度。”“遗产小道已经具备了在大运河沿线进行复制推广的条件，可作为‘世界级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并提供支持。”⑮

此时即将跨入 2014 年。社会各界已在翘首盼望 6 个月后大运河申遗的表决时刻。国家文物局、大运河沿线城市提交了信息量极为丰富的申遗文本。文本中，描述大运河符合突出普遍价值（i）“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的段落，用词严谨又充满了自豪与信心：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水运工程的杰作，创造性地将零散分布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区间运河连通为一条统一建设、维护、管理的人工河流，其为解决高差问题、水源问题而形成的重要工程实践是开创性的技术实例，是世界水利水运工程史上的伟大创造。中国大运河以其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与勇气，是在农业文明技术体系之下难以想象的人类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例证。⑯

在 10 年前，我们走在大运河边，尤其是在北方已经水源枯竭的荒凉河段上，还能屡屡听闻对这条貌似普通、无用的“臭河”竟然还想申遗的诘疑。河还是那条河，前后比对，人们对它的理解，已有天地之别。

浙东运河的加入，为大运河的文明交流特征提供了真实、准确、具体的表述：“自元代形成的直通南北的大运河的运输线路设置，结合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使欧亚大陆史无前例地紧密联系起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⑰

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文化旅游宪章》《阐释与展示宪章》的要求，申遗文本中也出现了“遗产小道”等传播实践和成果：“建立了‘运河遗产小道’的运河历史步道系统，与大运河河道一起以线性展示系统串联起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河道和遗产点、运河博物馆（陈列馆）、考古遗址公园等运河遗产。”⑱

回顾这段历程，从 2006 年的杭州到 2008 年的淮安，从 2009 年的淮北直至 2013 年末的绍兴，那些围绕着大运河举办的论坛交流活动，皆呈现出大型成熟传播平台应具备的公共性特征：鲜明、热烈、广泛、包容；既尊重专业的智慧和知识体系，也不以行业、地位进行区别隔离，展现着全社会共同加入、积极向上的氛围。在 2013 年绍兴论坛举行时，齐欣和邱志荣都已是刚刚成立的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成员。我们提交的论文，是近几年来充满激情、马不停蹄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凸显着实践性特点——这对大运河和遗产传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独特路径和必然要求。

此时的我们，从各自的领域和逐步形成的研究方法出发，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的未来。邱志荣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水利史，其与陈鹏儿合著的《浙东运河史（上卷）》当时即将付印出版。在专注描述运河历史和价值之外，他特别为日后的传播愿景进行了这样的铺垫：“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当今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并且至今依然在发挥和延续水利、航运作用。浙东运河具有众多独立于世、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留存，结合保护与申遗将再现灿烂光辉，展示无穷魅力。”⑲

三

“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带来了全域性实践和新的紧迫感。在各自的领域，我们仍在想着不断创新，至少没有停下来，满足于回忆过往或只做“科普宣传”。一方面，大运河尚存许多“遗珠”，对其“完整性”的理解不断出现新认知；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衡量世界遗产的传播效果，并不简单等同于以往的文物宣传目标。世界遗产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带动遗产地公众的社会参与热情、提升区域文化水平和整体风貌上，还应体现在推动文明间的深度互鉴与相互尊重上。这意味着对遗产价值的认知和阐释水平亟须上一个台阶；在所有利益相关者间，也亟待更新传播理念。

伴随着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遗产小道”已演化出“遗产小道方法”，“文化遗产传播”逐步扩展为涉及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遗领域的“遗产传播”。理解和规划“遗产小道”体验线路，就自然而然地需要宏观和动态的视野，所需顾及的类型、资源、场景和传播受众效果也更多样全面。此时，“合作”再次成为必须，“合作”真的就是在创新。以浙东运河文化园为核心，逐步聚集了大遗址、水利遗产、线性遗产、遗产传播方面的专家。他们围绕着“水”，关注水利史、文博考古、历史文化名城、“浙东唐诗之路”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于是，在浙东运河遗产地上应该建立一条怎样的遗产小道，就进入了我们新的合作视野。

“遗产小道”开始在媒体和研讨中频繁出现，应该始于 2009 年。“这是2008 年 9 月的一个黎明。浓重的水汽渐渐在骑行头盔上布满晶莹的水珠。我穿过杨公堤和雷峰塔，骑向钱塘江边。雨雾交融，人入画中，天地合一。我选择了杭州开始实现思考已久的一个梦想：无论中国的大运河何时能成为世界遗产，我们都要在 2012 年前，借助民间的力量，开拓出一条沿大运河可以骑行或徒步的小路——‘大运河遗产小道’，简称为‘大河小道’。由于将英译名称定为‘Grand Trek’，我们私下里更多地称其为‘GT’。”⑳

这篇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为日后埋下了伏笔。首先，特意将起点设在钱塘江北岸，出发时刻意着墨了对岸的西兴和浙东运河；文中也记录了与陈桥驿先生交流“南北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情节。其次，已经意识到了作为传播产品的遗产小道，即将出现的广泛性应用：“GT 成为一个思想的火花，源于 2007 年我参加隋唐运河的考察。其实我们一直在暗中游说，希望 GT 的开拓和科考，能够和国家的大运河区段田野调查相结合，能够进一步为国家将来的立法提供可靠又可行的依据；而‘大河小道’，更可成为未来大运河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㉑

作为罗哲文先生的助手，齐欣始终没有忘记当年起草“运河三老”信时加在最后的那段激情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申遗’，京杭大运河完全可形成一条新的景观带，在保护和弘扬了中华千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使京杭大运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㉒ 伴随着参加考察次数的增加和大运河申遗范围不断扩展，齐欣开始基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和专业优势，思考如何巩固体验效果：大运河线路漫长，仅用单向、局部、描述式的“宣传”方法，不足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受众理解其真实和完整，感受智慧与尊重。那有没有可能换个途径——基于传播的双向、持续特点，将所有的描述，都转向体验个体视域和需求？于是从那时起，“小道”就始终坚持着没有更名为“大道”或类似的名称。因为我们坚信：它不是吸引旅游者的文创，而是体验者自己使用的工具，是实用、好用、可复制的规划理念。

2019年6月2日齐欣与邱志荣考察八字桥历史街区

2021 年 7 月，齐欣参加了在福州举办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10 月，又参加了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注意到了《福州宣言》和《昆明宣言》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呈现的一致性、融合的趋势以及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的紧迫感：“邀请缔约国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公约》50 周年庆祝活动，以此为契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以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为后代维续一个开放、包容、能够自我调适、可持续、有韧性、清洁美丽的世界。”㉓这促使遗产传播开始建立空间视野：“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全球愿景下，传播者的价值观将更具有使命感，比如，在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下进行叙事，更社会性、即时性地理解遗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遗产传播的目标、强度和评估标准，也与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展现国家形象、推动世界文明间共鉴、共享等发展目标形成呼应。”㉔

2022 年 11 月，疫情还未结束，邱志荣就邀请齐欣来绍兴对浙东运河、“浙东唐诗之路”的保护和融合进展进行调研。邱志荣的目标非常明确：推动一段遗产小道在浙东运河出现，推动设立一个大运河主题邮局。所以此次行程重点内容就放在从水路（行船）考察浙东运河绍兴段（城西龙横江—上虞东关）。从那时起，邱志荣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将视野跨过曹娥江、姚江，关注两岸、上下游空间范围的多重文化要素和现状。这次合作的结果，是鲜明地为遗产价值体验者和产品规划者提出了新目标——“去远方、去东方、去壮游”：

大运河天生就是去远方、去感受不同文明智慧的平台。“浙东唐诗之路”叠加之后，产生了“1＋1＞2”的机会，不仅凸显了壮游的行为模式，强化了研学、远行者心中陶冶、追崇的家国情怀、理想尊严以及看待人与自然的精神境界，也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审美经验，为自然景观不断增添新的人文价值，从而为世界各地的壮游者展现了独特、鲜明的“东方”。㉕

2022 年至 2025 年，绍兴鉴湖研究会、绍兴市浙东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多次邀请遗产传播、水利史以及文化遗产领域的“大遗址”研究专家，从国内、国际视野对浙东运河沿线叠加的公路、水路、绿道、文化主题线路进行了调研。 2023 年 11 月，为开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第二期合作项目“文化线路保护利用与开放政策及案例研究”课题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于冰、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原司长孟宪民和齐欣、邱志荣再次考察了绍兴和杭州境内的古镇、古桥、生态景观、旅游业态，涉及浙东运河曹娥江两岸的遗存和江海相连的水利“遗珠”三江闸。考察组还前往临平，比较了那里新建的 29 千米运河绿道。中国人独创的“遗产小道”，成为大家关注和研讨的一项议题。“在著名的绍兴古纤道、融光桥上，专家们现场考证，分析、研究、比较，杰出的水运工程遗存，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精湛的工艺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赞赏，并提出遗产小道是守正和创新的结合平台，浙东运河绍兴段文化资源丰富，可依托纤道和水道，率先把遗产小道建立起来，体现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的时代风貌。” ㉖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绍兴市越城区陶堰街道举办的“第五届鉴湖湿地油菜花节”开幕式上，齐欣对几年来在浙东运河上进行的遗产小道文化科考进行了总结，将在浙东运河上形成的“去远方、去东方、去壮游”体验和规划理念与未来的国家步道愿景目标进行了比对：“这时，‘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唐诗之路’‘浙江绿道’，就不能简单地止步于生成数量巨大的展示和旅游路线，而是应能持久地为社会提供宏观的文化视野，提升公共文化水平，为全球交往提供‘韧性’并得以相互理解与尊敬。陶堰，恰好是叠加了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唐诗之路文化主题资源、绍兴独有的风貌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的难得的实验地；也适合基于世界遗产的高度去思考一条体验线路中‘人’的需求：‘去远方’含括了巨型遗产的体验可能；‘去东方’代表了世界遗产具有的共同、可互鉴的全人类特点；‘去壮游’则把线路的效果评估重点，更转向关注遗产如何影响个体、群体的精神健康——无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地方。”㉗

在遗产传播的最初探索阶段，规划设计一条“京杭大运河遗产小道”，只需满足 3 个基本特征：“首先，位于运河本体之内，或遵循历史记载路线；其次，不破坏任何风貌；最后，使用 GPS或电子地图，可定位小道的具体方位。”㉘ “去远方、去东方、去壮游”理念，不仅承续先前智慧，更对应了未来国家步道的构成需求，广泛适用于多类型、多功能、长距离、信息丰富的文化主题线路规划。此时，浙东运河上的遗产小道实践，就超越了只是实现、贯通的范畴与意义。

2025年12月26日齐欣（左三）在上虞水文化研究会合影

四

运用遗产传播方法，有助于理解《上虞运河史》为何涉及那么宽广的背景，涵盖如此之多的资源。这部全新巨著，在大运河最基层的点段上，展现了运河变迁与城市发展，汇集了各个时期的水运、造船海岸港口、河道、海塘、闸与引蓄排抗水工程，甚至延伸至越窑青瓷、绍兴黄酒的发展与起源。在这背后，反映着“人”对遗产地的认知过程、水平和建设能力。

浙东运河，包括其中的陶堰、上虞、余姚等地为何也为遗产传播所关注？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叠加了不同类型的文化线路；这里记录了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人们，长期以来自主参与、持续融合、相互激励和不断创新的故事。以“水”为核心，描述浙东运河遗产地中的山、海、原发展演化，适应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在社会发展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中，辨析、搭建遗产传播视角下的“文态空间”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中强调：“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㉙ 在大运河上行进南北，是真实、完整地感受“人类共同财富”的最有效体验。通过在浙东运河上生成的“去远方、去东方、去壮游”目标，可为全球文明交融合作提供主题与空间。大运河仍展现着生机，价值体验也须随之进行动态演变。我们坚信，在浙东运河上不断前行的遗产小道是值得的，也应成为大运河活态遗产的未来组成部分。我们认同并承继了前辈的理念、愿景和使命感，愿意为展现新时代社会文化风貌，继续去做大运河中的一滴“水”和一粒“沙”。

作者简介：

齐欣，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宣部、教育部国际新闻传播硕士培养计划导师库成员。1985 年至今长期观察、记录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现为《人民日报（海外版）》中《世界遗产》周刊主编，负责领域涵括世界遗产体系（文化遗产及衍生类型、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地质多样性、国家公园、历史文化名城、文物考古及公众参与。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传播”和公共政策机制。曾长期担任罗哲文先生的助手。

邱志荣，绍兴市水利局原副局长，调研员。现为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浙东分中心主任，绍兴市文史馆馆员。出版大禹、浙东运河、鉴湖文化等著作近 40 部。21 世纪初，主持建设浙东古运河绍兴运河园（今浙东运河文化园）等工程。拜陈桥驿先生为师做学问近25 年。

注释：

①参见齐欣：《讲述“中国故事”与遗产传播体系的建立》，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笃行致远——纪念〈世界遗产公约〉五十周年论文集：价值与传播：Ⅰ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与理念》，文物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0—203 页。

②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编：《京杭大运河：2006》，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7 页。

③参见《大运河论坛——问一问 ：大运河凭什么申报世界遗产？》，《中国国家地理》2006 年第 5期，第 62—76 页。

④邱志荣：《陈桥驿先生与浙东运河申遗》，载《“稽山青青 鉴水流长——陈桥驿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二）》，微信公众号“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发布日期：2017 年 2 月 13 日。

⑤罗哲文：《大运河 ：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伟大杰作》，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编《京杭大运河：2006》，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6—141 页。

⑥ 绍兴市水利局：《关于绍兴浙东古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汇报》，2008 年 6 月 22 日， 内部资料。

⑦大运河（宁波段）保护与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大运河 · 宁波》，第 17—18 页。

⑧ 齐欣：《罗哲文从来都说还有希望》，《京华时报》2012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

⑨郭闻：《这个时代，为什么不能失去“陈桥驿们”？》，《钱江晚报》2015 年 2 月 12 日，https://www. chinanews.com.cn/cul/2015/02-12/7057558.s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⑩吕春生 、齐欣：《大运河沿线民间艺人现状调查》，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大运河：2007—20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1—106 页。

⑪邱志荣：《论鉴湖是浙东运河的主航道》，载《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淮北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论文集》，淮北 ，2009 年。

⑫邱志荣：《浙东运河》，载政协淮北市委员会编《永远的中国大运河 ：沿河城市征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3 页。

⑬张廷皓 、齐欣 、 吕星：《关于大运河立法研究的几点看法》，载《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淮北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论文集》，淮北 ，2009 年。

⑭齐欣：《大运河遗产小道的构成与实践》，载《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淮北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论文集》，淮北 ，2009 年。

⑮齐欣 、靳秒 、黄小芳：《“遗产小道 ”方法及在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上的应用》，载邱志荣 、李云鹏主编《运河论丛： 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论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9—90 页。

⑯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大运河申遗文本中文版 ，2013 年， 内部资料。

⑰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大运河申遗文本中文版 ，2013 年， 内部资料。

⑱国家文物局：《中国大运河》，大运河申遗文本中文版 ，2013 年， 内部资料。

⑲邱志荣：《浙东运河的演变 、地位 、价值与保护》，载邱志荣 、李云鹏主编《运河论丛： 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论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6 页。

⑳齐欣：《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华夏地理》2009 年第 3 期，第 61 页。

㉑齐欣：《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华夏地理》2009 年第 3 期，第 64 页。

㉒ 罗哲文 、郑孝燮 、朱炳仁：《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 ”工作的信》，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编《京杭大运河：2006》，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4 页。

㉓《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福州宣言〉（全文）》，福州，2021 年 7 月 17 日以英文案文通过，http://www. ncha.gov.cn/art/2021/8/1/art_1027_170302.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4 月 19 日。

㉔齐欣：《树立全新的遗产传播观念》，《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8 月 15日，https://paper. people.com.cn/hwbwap/html/2022-08/15/content_25934059.htm，访问日期：2026 年 4 月 19 日。

㉕齐欣：《去远行 、去东方 、去壮游——重走山阴故水道》，《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 年 4 月10 日，https://paper.people.com.cn/hwbwap/html/2023-04/10/content_25974707.htm，访问日期：2026 年4 月 19 日。

㉖戴秀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单位浙东运河考察记事》，微信公众号“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发布日期：2023 年 11 月 6 日。

㉗齐欣：《去远方 、去东方 、去壮游——钱塘江两岸“大运河遗产小道 ”与未来国家步道》，微信公众号“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发布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

㉘齐欣：《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华夏地理》2009 年第 3 期。

㉙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求是》2025 年第 8 期。

编辑：戴秀丽

审核：壹之

总期：第9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