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纵贯南北的千年大运河,为何在山东济宁沉淀下令后人惊叹的工程巧思?那些调控水量的河闸、巧妙分水的构造、蓄泄自如的水利设计,既非出自预先绘制的终极蓝图,也不依赖西式的公理体系推导而来,它们究竟诞生于何处?
11月1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何婕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以济宁运河的闸坝工程为切口,拆解出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智慧底层逻辑——所有伟大的技术创造,终究扎根于劳动与实践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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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中,何婕结合自己观看运河主题纪录片的观察提出,济宁段运河的闸坝系统蕴含着极高的工程智慧,整套运行机制藏着古人对水文、力学的深刻理解。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跨越时光的工程巧思,其贡献者大多是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技术人员与一线劳动者。这一观察恰好点出了中国技术传统最核心的特质:智慧的源头,从来不在高台之上,而在劳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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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范勇鹏教授深表认同,并以自身童年经历佐证了“智慧生于实践”的判断。他自幼在钢厂的厂区环境中长大,常旁听一线工人们的技术革新讨论会。在真实的生产场景里,没有教科书式的理论推演,也没有脱离现场的空想设计,年轻工人们直面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扎根现场反复摸索、不断调整,最终拿出的解决方案,其创造力与实用性丝毫不亚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成果。由此延伸开来看中西技术革新的理念差异:西方的技术发展逻辑,往往是先建立公理体系,由科学家在书斋或实验室中提出理论构想,再向下落地应用;而中国本土的技术传统,始终是问题导向、实践先行,在真实的劳动场景中遇题解题、逐步打磨,在一代代人的迭代试错中沉淀出成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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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实践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在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与运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范勇鹏教授指出,大运河从不是一张先天规划好的完美蓝图,而是在千百年的漕运实践中逐步完善的系统工程。古人并没有预先搭建一套完整的水利理论框架,而是在实际运维中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为了应对运河水量的季节波动,古人在济宁周边修建了多处“水柜”,丰水期存蓄多余的河水避免浪费,枯水期开闸放水补给航道,用最朴素的思路破解了通航稳定性的核心痛点;为了将大汶河的水源引至南旺这一运河海拔高点,古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抬水引流的方法,又在河道中修建鱼嘴形的分水构造,让湍急的水流在此卸力分流,既避免水流冲毁堤岸,又能合理调配南北两段航道的供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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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实践智慧,从来不是运河工程独有的特例。从四川都江堰历经千年仍在发挥作用的分水体系,到元代郭守敬遍寻京郊泉眼、汇流贯通通惠河,解决北京漕运缺水的难题,中国历史上所有被后世奉为奇迹的水利工程,本质上都是一代代劳动者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和。它们并非来自某位天才的灵光一现,也不是依照一套先验理论按图索骥建成,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被无数普通双手一点点打磨成型。
更具文明重量的是,这些跨越千年的工程智慧,缔造者大多是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普通河工、工匠与基层技术人员。他们不是正史里浓墨重彩的名臣名士,却是真正推动技术进步的主体。劳动本身就是智慧的来源,当人真正扎根生产一线、直面真实问题,自然会生发出解决问题的创造力。这种对一线劳动价值的认可、对民间智慧的尊重,正是中国技术文明最珍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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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婕在对话中感慨,“实践加智慧加劳动”,既是中国古代千年工程经验的集大成,这份宝贵的精神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工业生产一线的技术探索,到如今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工艺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逻辑始终没有改变。它不依赖少数精英的单点突破,而是汇聚无数普通人的劳动经验;它不追求脱离实际的理论完美,而是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迭代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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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运河静静流淌,古闸开合之间,承载的不只是漕运的往事,更是一种跨越千年的文明基因:中国的智慧,永远生于劳动、长于实践,在泥土里扎根,在时光里沉淀。这份来自人民、来自劳动的创造力,既是我们走过千年的底气,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根基。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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