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4月23日，北平西四牌楼一带，李大钊的灵柩被送葬队伍护在中央。街面上人越来越多，学生、市民、工人和农民佩戴黑纱，花圈与挽联挤满道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迟到了六年的葬礼，会在白日之下突然变成一场冲突。
灵柩从妙光阁浙寺出发时，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负责摔盆，侄子李振华身穿孝服、手执招魂幡走在前面。长女李星华和弟弟们紧随其后，病中的赵纫兰坐在灵柩前方的马车里。她等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六年。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平被奉系军阀杀害，年仅38岁。由于局势紧张，家属无力置办正式葬礼，遗体长期停放在浙寺。六年之间，赵纫兰既要抚养子女，又要躲避战乱，还得承受一个妻子无法替亡夫安葬的痛苦。
李大钊生前任北京大学教授，收入并不算低，可他留下的并非积蓄，而是欠条和一块钱。那笔薪资大多用于资助学生、接济穷人以及开展革命活动。赵纫兰没有把这件事说成什么豪言壮语，她只是带着孩子勉强度日，靠亲友接济熬过最困难的岁月。
有意思的是，赵纫兰与李大钊并不是成年后才相识。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两家相距不远。赵纫兰比李大钊大六岁，幼年时常带着这个爱读书的孩子一起玩。李大钊少年聪慧，被乡里称作“小神童”，赵纫兰听见别人夸他，心里总是高兴。
1907年，两人成婚。赵纫兰只有16岁，李大钊年仅10岁。这样的婚姻带有鲜明的旧式家庭色彩，但多年相伴，也让两人形成了深厚的依赖。李家后来经济窘迫，赵纫兰把能够典当的物品陆续变卖，支持丈夫赴天津求学。她不懂政治理论，却用自己的方式托住了李大钊求学和谋生的道路。
李大钊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1918年，他把妻子和孩子接到北京居住。考虑到赵纫兰多年习惯北方乡村生活，他还在家中设法砌起与乐亭相似的土炕。这个细节不大，却说明两人的关系并非外界传言那样冷淡。
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一直没有真正走出那间法庭。临刑前，妻子和孩子曾见过他一面。面对审讯，他没有替自己辩解太多，只尽力把妻儿排除在案件之外。李星华后来回忆，父亲当时神情镇定，甚至平静地说：“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和她们没有关系。”
这句话保护不了他的生命，却成了家人多年不能忘怀的声音。赵纫兰后来身体日渐衰弱，肺部有病，也缺少医治条件。1933年初，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她带着家人避居北平，终于下定决心：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让丈夫入土。
为筹办葬礼，她带着孩子拜访李大钊生前的同仁和朋友，请求社会各界帮助。北京大学师生、文化界人士以及各地民众陆续捐款，连平日政见不同的鲁迅也曾捐出50元。公葬之事一旦公开，便不再只是一个家庭的私事，而成了社会对李大钊的悼念。
队伍行至西单、西四一带时，沿途不断有人拦灵致祭。挽联中有“李大钊先生精神不死”，也有直指黑暗现实的悼词。有人把印有抗日和国际主义口号的纸张撒向街面，送葬队伍因此越走越长，交通一度被阻断。
当局担心葬礼形成更大影响，宪警很快赶到。西四牌楼附近，武装人员冲入人群，花圈、挽联散落一地，多名青年遭到殴打或拘押。赵纫兰和孩子们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围住灵柩。她看见一名年轻女子满脸是血，失声说道：“都是因为咱们的事啊！”
李星华拉住母亲，回答道：“也是因为国家和人民的事。”这几句话并非事先准备，却准确说出了这场葬礼的性质。它既是家属送别亲人，也是许多人借此表达立场的公开行动。
队伍到达万安公墓时，已经接近黄昏。原本准备好的墓碑刻有“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等字样，但在当时环境下，公开立碑极易引发更大风险。家属和同仁商议后，将墓碑暂时埋入墓中。碑可以隐藏，名字却无法从人们心中抹去。
葬礼结束后，赵纫兰的病情迅速恶化。李星华劝她安心养病，她只是摇头说：“孩子们都大了，我想去陪你父亲。”1933年5月28日，距离李大钊下葬仅一个多月，赵纫兰病逝，终年49岁。按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万安公墓，与李大钊并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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