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钱学森回国坚持要见两人，部长为难，陈赓得知后急忙赶来

1955年冬，哈尔滨，钱学森提出要参观哈军工，并点名想见庄逢甘、罗时钧两位旧日学生。接待人员听完后没有立即答应。原因很简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承担着重要国防科研和教学任务，管理严格，普通参观并非说进就进。

钱学森当时四十四岁，刚从美国回到祖国不久。按原定安排，他主要考察东北工业基础，了解机械制造、冶金和国防工业的实际条件。哈军工并不在最初的参观清单里，他临时提出的要求，让负责接待的朱兆祥颇感棘手。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师生见面。

庄逢甘和罗时钧，都是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接触过的中国留学生。钱学森想见他们，既有师生情谊，也想知道这些曾经并肩求学的年轻人，回国后究竟走到了哪里。

在加州理工，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师从冯·卡门，长期从事高速空气动力学和火箭技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有很高声望。许多华人学生愿意接近他，不只是因为他的学问，更因为他愿意认真听他们谈论祖国。

罗时钧后来回忆，钱学森和学生交流时，并不只是讲公式、讲实验，也常劝他们学成后回国。那时的美国科研条件优越，留下来意味着稳定的职位、较高的收入和成熟的实验环境。可在钱学森看来，个人待遇终究不能替代国家需要。

庄逢甘与钱学森接触较晚，却常常围绕技术问题讨论。两人谈得多了，关系也逐渐熟悉。钱学森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国内的情况，也更加清楚新中国建立后，急需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很快决定回国。遗憾的是，他的愿望遭到美国方面阻挠。由于掌握火箭和喷气推进等领域的重要知识，他被限制行动，甚至经历拘押和审查。后来，他在美国的处境持续恶化，回国计划一拖再拖。

这段经历并不是简单的“申请离境”。钱学森一家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相关交涉也持续了多年。直到1955年，在多方交涉和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他才获得离开美国的机会。9月17日，他携家人离开美国，10月8日抵达上海，随后前往北京。

回国后的钱学森没有急着谈个人职务，而是希望尽快了解国内工业和科研底子。中央和中国科学院安排他考察东北，正是要让这位长期生活在西方科研体系中的专家，亲眼看看新中国能够动员和依靠的技术力量。

东北之行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有新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也有正在建立的国防科研教育体系。哈军工成立于1953年，陈赓担任院长，学院聚集了一批归国专家和优秀教师，承担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钱学森要找的两个人，恰恰就在哈军工任教。两人已经从求学者变成了科研和教学骨干，并拥有了自己的研究条件。钱学森此前与他们失去联系，得知他们在哈尔滨后，才在考察途中提出见面。

朱兆祥明白事情的重要性，却不敢自行决定。他向有关方面请示，统战部门也认为，哈军工的保密性质使这次安排不能草率处理。消息传到陈赓那里后，陈赓没有把它当成一件普通接待事务。

陈赓随即找到彭德怀，说明钱学森不仅想见学生，更希望了解我国国防科研和火箭研究的基础。他的意思很明确：这样的专家既然回来了，就应当让他看到最需要他的地方。

据有关回忆，彭德怀对此十分重视，并就安排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得到同意后，陈赓亲自打电话给朱兆祥，要求把钱学森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到哈军工。

第二天清晨，陈赓专程赶到哈尔滨。钱学森抵达时，看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亲自在门外等候，十分意外。陈赓没有摆出正式接待的架子，而是陪着他参观校舍、实验设备和教学场所，边走边介绍学院的任务。

见到庄逢甘和罗时钧时，师生三人有许多话要说。两位学生已经回国多年，却仍对当年在加州理工的课程和实验记忆犹新。钱学森关心的，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生活，而是实验室条件、研究方向以及人才培养情况。

席间，陈赓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导弹？”

钱学森回答：“能。”

这句回答的分量很重。新中国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国防科技几乎从零起步，导弹研制更需要数学、物理、材料、机械和电子等多方面力量协同。钱学森并不是凭空乐观，而是依据科学规律、人才条件和国家组织能力作出的判断。

他还表达过一个朴素信念：中国人并不比任何人差。对陈赓来说，这不是一句空泛的鼓励，而是一个值得认真推动的技术判断。也正是在这次接触之后，钱学森的工作重点逐渐从一般力学研究，转向国家急需的火箭与导弹事业。

原本，他回国后拟负责力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哈军工之行却让有关方面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位专家最适合投入国防尖端技术建设。后来，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组织筹备逐步展开，钱学森成为其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负责人。

那次见面看似由两个学生引起，实际牵动的却是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如何使用高级知识人才的问题。庄逢甘和罗时钧是钱学森寻找的旧识，陈赓亲自赶来，则让一次师生重逢变成了新中国国防科技布局中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