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安徽芜湖，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在视察部队训练期间，专程去看望一位老战友。此人正是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
廖汉生原本只是来检查部队工作，并没有打算过问地方事务。可在王恩茂住处坐下后，他发现老战友谈到工作时始终神情沉重。几句寒暄过后，王恩茂才把自己在芜湖的处境说了出来。
那几年，王恩茂被安排到安徽芜湖，担任地委副专员。对一位长期主持新疆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这种职务变化相当明显。但真正让他难受的，不只是职务调整，而是到了地方之后，想做事情却很难找到施展空间。
王恩茂没有公开发牢骚。离开新疆时，他曾表示，只要组织还安排工作，就要把事情做好。到了芜湖，他也确实努力熟悉情况，了解农业、工业和基层治理，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顾虑和限制，许多建议难以落实。
“不是怕吃苦，是想把该做的事做好。”
这句话传到廖汉生耳中，分量就不一样了。两人都是红二方面军系统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同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在西北战场相互配合。廖汉生知道王恩茂的经历，也清楚他并非一个只想保留名位的人。
更让廖汉生不能接受的是，地方干部对王恩茂似乎存在明显戒备。一个曾经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到了新单位之后，即使职务发生变化，也不等于可以被冷落，更不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在工作上处处设防。
离开王恩茂住处后，廖汉生直接找到了芜湖地委主要负责人。按行政关系说，军区政委并不分管地方事务，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但廖汉生没有绕开问题，而是把话说得很重。
“王恩茂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被晾着的。”
在场的地方干部赶紧解释，表示以后会改进。廖汉生仍然没有马上缓和语气。他强调，老同志有过成绩，也有长期革命经历，即便工作中存在问题，也应当通过正常方式帮助解决，不能先设一道无形的门。
这场交涉并没有形成公开冲突，却改变了王恩茂在芜湖的工作环境。地方方面开始重新安排他的工作，让他能够接触实际事务；军区方面也对他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给予了照顾。对王恩茂而言，这种变化未必惊天动地，却让他感到自己仍被当作一名干部，而不是被简单搁置的人。
有意思的是，廖汉生的帮助并没有停留在一次谈话上。1975年，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前夕，他再次到芜湖看望王恩茂。谈话中，廖汉生提到，一些老同志正在给中央写信，希望重新参加工作，有的已经得到批准。
他建议王恩茂也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写信报告，说明身体状况和工作愿望。王恩茂起初有所犹豫，毕竟自己已经离开原来的岗位多年，不愿让组织为难。廖汉生则劝他，组织上是否安排是另一回事，个人的实际情况应当讲清楚。
这次谈话之后，王恩茂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身体尚可，希望回到部队工作。毛泽东随后作出指示，要求在南京军区安排适当职务。此后，王恩茂出任南京军区副政委，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
这段经历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因为一次岗位调整，更在于它反映了老干部重新使用过程中的复杂处境。王恩茂有战功、有资历，也有长期主持边疆工作的经验，但当政治环境和组织安排发生变化时，个人仍可能被置于边缘位置。真正能打破这种僵局的，往往是熟悉情况、敢于负责的老同志。
廖汉生与王恩茂的交往，早在战争年代就已建立。抗战时期，王恩茂曾在南下支队任副政委，廖汉生担任下属部队政委；解放战争期间，两人又同在第一野战军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曾在西北地区任职，后来还多次在军队和地方岗位上相遇。
王恩茂重新工作后，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委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委。1979年，廖汉生调任沈阳军区政委，两位老战友再次成为同事。此时的王恩茂，已经不是当年在芜湖等待安排的干部。
后来，中央决定让王恩茂重新主持新疆工作，并要求他尽快赴任。临行前，他特意向中央请假，准备前往沈阳军区向廖汉生辞行。那趟行程没有复杂仪式，却被王恩茂看得很重，因为芜湖时期那场替老同志说话的交涉，始终没有从他的记忆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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