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解放战争打到1946年底，整个局势十分焦灼。国民党调集大批兵力，企图打通平汉铁路，进一步侵占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妄想逼迫我军向北收缩。
敌人兵力多，行动又格外谨慎，多路抱团稳步推进，正面很难找到歼敌机会。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巨金鱼战役拉开大幕，时间从1946年12月22日打到1947年1月16日，战场就在山东巨野、金乡、鱼台一带 。
这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就是刘伯承与邓公。面对敌人重兵压境，刘邓没有硬拼正面，大胆执行“敌进我进”的思路，甩开当面的敌军主力，挥师向东直插敌人后方，打到巨野、金乡、鱼台这一片区域，调动敌人来回奔走，创造歼敌机会 。
这是大方向上的全盘谋划，打哪里、怎么打，调动哪一部分兵力，把握打援还是攻城的分寸，全部由野战军总部来定。
光有顶层谋划还远远不够，真正在前线冲锋陷阵，把战术落到实地，靠的是五个纵队的司令员。
杨得志带领的第一纵队，是刚长途行军赶来参战。部队长途跋涉千余里，休整时间很短就投入战斗，在西台集战斗中表现极其亮眼，敢于近战，敢于截击突围之敌，一仗打掉敌人三个团，战后还得到野战军总部专门通令嘉奖，充分展现这支部队强悍的机动与突击能力。
在整个战役布局里，一纵承担阻击、截击、围歼逃敌的任务，死死把西边来的援敌牵制住，不让他们靠近金乡主战场。
陈再道指挥的二纵，作战风格稳扎稳打。二纵更多承担外围阻击、迂回牵制的任务。打仗不能光盯着攻城部队，能不能挡住外围源源不断赶来的援军，直接决定整个围城打援能不能成功。
一旦阻击防线被撕开，城内敌人和外面援兵合到一处，整个计划就会落空。二纵就在这样压力巨大的外围阵地上，死死卡住通道，为内部歼敌争取宝贵时间。
陈锡联的第三纵队，是这次战役当中一把锋利尖刀。三纵先是拿下巨野，之后一部兵力围着金乡，并不急于把城池攻下。
这里就体现出刘邓的巧思，留着金乡这个“诱饵”，逼着周边国民党部队不得不赶来救援，我军就可以在运动当中消灭援兵，这就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的打法 。
三纵一部分部队摆出猛攻金乡的架势，引诱敌人呼救求援，主力则机动在外，随时扑杀前来增援的对手，之后又顺势打下成武，一路连战连捷。
提起六纵，就绕不开司令员王近山。大家都知道他敢打恶仗硬仗，手下部队攻坚、野战样样拿得出手。
巨金鱼战役期间，六纵配合三纵行动，在金乡以西地区寻机歼敌，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敢于近距离接战，快速分割对手。很多战斗都是风雪天里开展，条件艰苦，部队依旧保持极强的战斗意志，遇敌敢冲，碰到顽敌敢啃硬骨头。
杨勇率领的第七纵队，任务同样吃重。七纵南下之后，负责牵制菏泽、定陶方向出动的援敌，不让这一路敌人快速靠近金乡战场。
战场局面瞬息万变，敌人几路援兵从不同方向扑过来，七纵就要来回机动，时而阻击，时而侧击，把敌人分割开来，为主力集中兵力逐个消灭敌人创造条件。西台集的决战，七纵同样投入兵力，参与截击逃窜的敌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很多人会分不清最高指挥和前线指挥的区别。刘伯承、邓公站在更高层面，研判全国局势，领会中央军委指示，定下“敌进我进”的总体策略，设计围城打援整套方案，调配各个纵队的大方向，把握战役节奏，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收，哪支部队放到哪个位置，属于全盘统筹。
而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杨勇这些纵队司令员，就是一线的前线指挥。总部给出作战意图，他们就要结合现场地形、敌情变化，把命令转化成具体战斗，安排师、团的进攻、阻击、迂回，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随机应变。一场大仗，顶层谋略和前线执行，二者缺一不可，少了哪一环都打不出漂亮战果。
巨金鱼战役不是一场硬碰硬的死打硬拼，更多是斗心眼、调敌人。国民党原本打算大举向北进攻解放区，结果后方遭到打击，不得不抽调兵力回救，打通平汉铁路的计划就此破灭，还间接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在鲁南方向的作战 。不过战场上的博弈，永远充满变数，各路敌军的增援行动，也给我军带来不少意外考验。
一场成功的战役，从来不是靠某一个人的本事，而是顶层运筹和一线猛将完美结合。刘邓的宏观布局，搭配五位司令员在前线浴血执行，才造就了这场运动战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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