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长文：MAGA的世界革命正在让全球民主倒退，腐败畅行无阻

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妮·阿普尔鲍姆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同时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特拉夫罗斯·尼亚科斯基金会阿戈拉研究所和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她的著作包括《红色饥荒：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铁幕：1944-1956年东欧的毁灭》以及荣获2004年普利策非虚构类图书奖的《古拉格：一部历史》 。她最近的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民主的黄昏》和《独裁公司：想要统治世界的独裁者》。她曾担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长达15年，并是该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她还曾担任《旁观者》杂志的副主编，并为多家英国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她的文章也发表在《纽约书评》、《新共和》、《华尔街日报》、《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等众多刊物上。

2025年夏天，巴西政府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一场严重危机。

特朗普政府出人意料地对巴西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从咖啡种植户到制鞋企业都受到冲击。与此同时，美国取消了8名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的签证，并对一名权势很大的最高法院法官及其家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和旅行制裁。

这场危机有许多前所未见之处。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不是出于经济原因使用关税，而是把关税当作影响一个友好民主国家内部政治的工具。特朗普公开猛烈抨击针对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所谓“政治猎巫”。博索纳罗在2022年败选后被控策划政变，当时正接受审判。

博索纳罗的一些支持者后来冲击巴西国会和其他联邦政府建筑，很可能受到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行动的启发。史蒂夫·班农把这些参与巴西骚乱的人称为“自由战士”，他只是众多为他们叫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者之一。

美国否认选举结果的那套话语，与巴西国内原有的不满结合后，很快就在巴西找到了土壤。

美国过去也曾使用金融制裁和签证禁令，但对象通常是独裁者、罪犯，以及被指涉及大规模国际腐败或严重暴行的人。

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从未被可信地指控涉及这些行为。然而按照特朗普政府的判断，他有两大问题。第一，德莫赖斯所在的法院正在审判博索纳罗；第二，他惹怒了特朗普最大的竞选捐助者马斯克。

德莫赖斯此前威胁对X罚款，并命令X屏蔽被指传播虚假信息的账号。马斯克随后把他比作伏地魔，并说德莫赖斯“必须下台”。

这场危机还有其他不同寻常之处。

正常情况下，无论美巴两国由谁执政，巴西政府在华盛顿都有相当畅通的人脉和沟通渠道。巴西是全球第十大经济体，与美国执法机构和地区组织长期保持密切合作。然而就在这个关系到数十亿美元利益、巴西主权民主制度又受到冲击的关键时刻，巴西官员突然发现，特朗普政府里竟然没有人愿意与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政府的正式代表交谈。

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陷入孤立。巴西外长是职业外交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相识数十年，却同样找不到可以沟通的人。

巴西一名级别较低的官员告诉我，甚至连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如今供职于美国财政部，也不接他的电话。

时任巴西财政部长费尔南多·阿达，最终总算安排了一次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的通话。但就在会面前两天，美国财政部取消了安排，贝森特随后用同一个时间段会见了巴西前总统的儿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小博索纳罗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与小唐纳德·特朗普关系密切，还经常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他毫不掩饰自己在华盛顿的人脉，而这些关系显然比卢拉政府更强。

这让巴西方面陷入一种奇怪处境。那名官员告诉我：“我们所有正式渠道突然之间全都断了。然后，各种各样的非正式人物开始来敲我们的门。这一点很有意思。”

其中一些来客，是过去华盛顿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类型。

一些说客兜售的不是自己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而是与经常出入海湖庄园的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与那些能通过X账号吸引特朗普注意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网红之间的关系。

另一些则是商人，一边表示可以帮政府办事，一边试图为自己谈生意。有个投资者声称，自己在贝森特度假屋附近也有房产。

他表示，可以安排巴西方面与财政部长见面，条件是让他本人获得关键矿产资源。

巴西方面拒绝了。

多名知情人士告诉我，最后促成暂时缓和的人，包括亿万富翁若埃斯利·巴蒂斯塔。他经营的肉类加工公司同时在美国和巴西开展业务，美国子公司曾向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捐赠500万美元，比亚马逊、Meta和谷歌三家公司加起来还多。

巴蒂斯塔没有任何政府职务，但他的财富可能让他拥有足够影响力，能够推动特朗普与卢拉接触。两人先是在2025年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后来又在吉隆坡峰会上碰面。

这两位年长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都对各自国家的建制派心怀不满，结果相谈甚欢。随后，关税被下调。

这种缓和只是暂时的。今年春天我访问巴西圣保罗和巴西利亚时，美国国务院刚刚任命一名新的巴西政策高级顾问。达伦·贝蒂进入政府前创办了Revolver News网站，这个网站曾鼓吹所谓“联邦政府煽动暴乱”的阴谋论，也就是声称2021年1月6日骚乱其实是美国联邦人员在幕后策动。

这种说法自然容易得到巴西那些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者的认同，却必然令民选总统不满。贝蒂申请赴巴西参加一场矿业会议时，巴西政府拒绝向他发放签证，部分原因是巴西方面怀疑，他真正的目的是探望当时正在狱中的雅伊尔·博索纳罗。

我在巴西见到的记者、分析人士和官员谈论最多的，已经不是美国今年秋天“会不会”干预巴西选举，而是美国“会怎样”干预。

前总统另一个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正在竞选总统，特朗普政府似乎一直在寻找帮助他的办法。6月，巴西法院判处弗拉维奥的兄弟爱德华多监禁，理由是他试图推动美国干涉父亲的审判。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随后谴责这一判决，称之为“利用司法进行政治迫害”。

7月，特朗普政府计划派遣两名特使前往巴西，与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人见面，并“调查”巴西选举制度，但两人的签证申请同样遭到拒绝。

一名巴西公共政策教授对我说，如果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开始暗中帮助博索纳罗，他不会感到意外。这些科技公司已经证明，美国政府一旦发生变化，它们就会“改变意识形态”以迎合新的政治环境。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巴西这么做？

巴西人正在慢慢明白，世界各地其他美国盟友也学到了同样一课：美利坚合众国已经不再是他们过去认识的那个国家。美国力量也不再只由训练有素的外交官和可靠官员通过国家正式渠道运作。

政府内外的非正式特使、私人企业、网络骗子和立场强硬的意识形态人士变得更加重要。与前人不同，这些人不再谈论传播民主，也无意建立长期关系。

他们并不在乎美国的声誉。他们正在把美国外交和政府机构掌握的工具拿来服务自己的目的，推动自己的商业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目标。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可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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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曾写道：“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点没有错。现代历史上的每一场重大革命运动，目标都不仅是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还要改变国际体系本身。

拿破仑把法国革命带遍欧洲。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继承者则建立代理组织，在整个中东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

如今掌控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掠食者集团”也不例外。外界把他们称为“孤立主义者”，其实并不准确。许多真正相信这套思想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只是赢得一次选举、在下一次选举前暂时执政的普通共和党人。他们也不只是特朗普的附属品。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一个远比特朗普本人更加宏大的事业，是一场不仅要改变美国、而且要改变世界的运动的先锋。

他们不认为政治对手是合法竞争者，更不会像麦凯恩当年形容奥巴马那样，把对手视为“只是与我们意见不同的正派公民”。

在他们眼中，敌人关乎生死存亡，而且遍布全球。他们认为，这些敌人要么是“觉醒主义”瘟疫的超级传播者，要么是一个虚构的“审查工业复合体”的支持者，要么鼓吹会妨碍美国企业的“监管”，要么是那些自我憎恨、支持“大规模移民”的人，想让棕色面孔的外来人口淹没西方文明。

为了保住权力并击败这些敌人，这些掠食者不能依靠传统外交，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任职业外交官。

他们同样不信任许多长期与美国共享相近政治和经济价值观的民主国家领导人。

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虽然仍与盟国政府保持密切合作，但特朗普政府内外的意识形态人士正积极试图用另一些人和政党取而代之。这些人和政党与他们一样蔑视自由民主，也蔑视过去至少在理想层面上被视为美国价值观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扩大全球影响力，操纵昔日伙伴国家的选举，并改变资金和权力流向，尤其是在其他民主国家内部。

世界许多人一直认为，美国捍卫民主只是虚伪说辞，美国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也只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然而现在，即使那些真心相信战后美国主导秩序的人，也开始发现，这个秩序已经不复存在。

与所有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有许多面孔。布尔什维克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有摧毁旧社会秩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也趁着混乱推动自己的目标，包括自由恋爱的倡导者、先锋派画家，以及趁机欺骗前贵族牟利的骗子。

如今，不同类型的革命者也在把“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推向不同方向。

其中一些是班农和贝蒂这样的意识形态人士。他们相信，种族多样化、世俗主义和对人权的坚持正在摧毁西方文明。

贝蒂曾在X上写道：“如果你希望社会正常运转，就必须让有能力的白人男性掌权。”他接着写道：“不幸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照顾女人和少数族裔的感受，同时打击有能力的白人男性。”

早在十多年前，班农就曾把自己比作列宁，并谈论要摧毁“行政国家”。

这些过去处于边缘的思想，如今已经进入美国外交政策核心。

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副总统万斯猛烈抨击“欧洲正在背离自己最根本的一些价值观”。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卢比奥用更加委婉的语言表达了同样观点。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它正在威胁我们社会的凝聚力”，身为移民之子的卢比奥呼吁美国和欧洲以双方“共同的历史、基督教信仰、文化、传统、语言和血缘”为基础合作。

他完全没有提双方对民主、透明治理或法治的共同坚持。

特朗普政府去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发展了这套论述。按照这份文件，美国对欧洲那些历史上以白人和基督徒为主的国家内部政治拥有特殊利益，也有必要扶持那些试图让欧洲继续保持白人和基督教属性的极右翼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运动，即使这些人大多目前并未执政。

这份文件明确表示，美国今后不会再为了推动民主而干预世界任何地方，但美国如今的政策却是“帮助欧洲纠正目前的方向”。这样的语言实际上为美国直接干预欧洲政治提供了依据，目的是阻止文件含糊称为“文明消亡”的现象，并帮助意识形态盟友上台。

美国国务院在Substack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欧洲需要文明盟友》的文章中，27岁的特朗普政府任命官员塞缪尔·萨姆森，指责欧洲人正在发动“一场针对西方文明的激进运动”。

针对这一所谓生存威胁的斗争已经展开。

负责公共外交的美国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今年对国会表示，美国现在正在“充分利用手中所有工具，包括交流项目、文化遗产项目、小额资助等等，推动总统的美国优先议程”。实际做法是，美国政府正在使用外交施压、签证禁令和文化项目资金，在国际斗争中支持被视为“文明盟友”的政党和领导人，同时打击对手，即使这些对手是与美国长期保持关系的合法政府领导人。

萨姆森曾与欧洲极右翼领导人和政党代表进行友好的私下会面，其中包括德国选择党（AfD）的代表。

罗杰斯与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代表团会面时，气氛就没有这么友好。最近访问英国时，罗杰斯谴责她所说的移民引发的犯罪浪潮，并指责在场者没有正视本国问题。

实际上，英国犯罪率一直在下降。但有关欧洲的真实情况很少能够打破这套叙事。欧洲人的平均寿命更长，医疗保障更好，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概率也远低于美国人。

在西半球，美国国务院推进的则是一项更加公开的帝国主义计划。《国家安全战略》暗示，北美和南美其他国家的政府应当屈从于美国官员或美国公司的要求，否则美国就会设法改变这些政府。与欧洲一样，特朗普政府将大力帮助支持美国主导地位的政治人物赢得选举并继续掌权。

《国家安全战略》宣称：“对于与我们的原则和战略大体一致的地区政府、政党和运动，我们将给予奖励和鼓励。”

当特朗普下令美国特种部队从委内瑞拉抓走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并由特朗普政府控制和利用委内瑞拉石油时，西半球其他合法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把这理解成一种警告。

这条警告非常明确：“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

对地区内一些政治人物而言，这反而像是机会。2025年10月，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提出，美国可以扩大对那些被指运送毒品的小型渔船发动的军事袭击。他问道，美国军方难道不愿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外海的瓜纳巴拉湾“待上几个月”，“帮助我们打击这些恐怖组织”吗？

今年春天，美国国务院不顾巴西政府反对，把巴西两个犯罪集团正式认定为“恐怖组织”后，一些人开始怀疑，美国是不是在为未来军事干预寻找理由。

另一些人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原因更加直接和现实。

这些人包括石油天然气行业、加密货币行业、稀土采矿行业的高管，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他们的动机与意识形态人士不同，但双方都有一个共同信念：真正重要的只有权力，而且只有所谓更优秀的人才应该拥有权力，也就是更富有、更聪明，而且通常是男性和白人的人。

今年1月，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杰克·塔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你当然可以尽情谈论国际礼节和其他一切，但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里，杰克。真实世界由实力支配，由武力支配，由权力支配。这些都是自人类历史开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世界铁律。”

这番话无疑会让一些商界领袖感到满意。他们乐于看到美国政府和外交工具被重新部署，不再用于建设一个有利于民主的世界，甚至不是建设一个对美国人更安全的世界，而是建设一个能让他们获利的世界。

如今，许多以美国名义行动的非传统人物已经开始努力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今年1月，由房地产商转任美国特使的史蒂夫·威特科夫，在巴黎向一屋子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的欧洲总统和总理表示，他已经开始代表美国企业与俄罗斯谈判能源和矿产交易，等战争结束后便可实施。

在场许多人十分惊讶，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让乌克兰实现和平。白宫发言人否认威特科夫说过这番话。

威特科夫还专门提到，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可以在乌克兰重建中发挥作用。对一名和平谈判代表而言，这种说法并不寻常。但也许并不令人意外。

《纽约时报》报道，贾里德·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时，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就坐在他旁边。

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也带来同样疑问。这个半官方组织的规则看起来更像一家高级高尔夫俱乐部。作为主席，特朗普有权指定继任者、挑选委员会成员并决定组织使命。这个组织的大量资金来源并不透明，其中一些来自波斯湾地区的成员国。那么，它到底是为了实现和平，还是为了赚钱？它代表美国的立场，还是代表出资者的立场？

据《卫报》报道，这个委员会以重建加沙为名，试图赋予自己没收巴勒斯坦土地和建筑的权力，这可能为美国企业实施所谓“新加沙”计划铺平道路。

这个重建项目由私人公民、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提出。库什纳当然也是委员会成员，同时还是威特科夫与俄罗斯谈判时的合作伙伴。

另一些项目更直接地服务于总统亲属和朋友。

去年，特朗普与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一起，帮助一家并不知名的美国矿业公司获得哈萨克斯坦一处全球最大未开发钨矿之一的开采权。《纽约时报》报道，这笔交易获得16亿美元美国联邦融资支持，同时让特朗普的儿子受益。

特朗普的儿子持有一家投资银行的部分股份，而这家银行又持有这个项目的权益。卢特尼克的儿子则负责另一家参与交易的公司坎托·菲茨杰拉德。

这只是一个例子。特朗普的子女还在中东、欧洲和亚洲洽谈私人商业交易，而当地领导人显然有理由希望给他们的父亲留下好印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的儿子还投资了多家获得五角大楼合同或其他联邦资金的国防科技公司。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本人在第二任期第一年赚得创纪录的22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加密货币项目。但他同样享受对别人行使权力，并利用政府工具达到这个目的。

他的关税让他对外国领导人同时拥有经济和个人层面的筹码。入侵委内瑞拉让他看起来击败了一个老对手，也让他以不透明方式控制了委内瑞拉石油，而他一直反复对此夸耀。

使用非传统特使，则帮助他处理这些不同利益。许多事情在过去原本会被认为不道德，甚至可能违法。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务员的菲奥娜·希尔告诉我，即使当时，总统身边也已经围着一些人，他们“多少认为自己是在代表美国利益，但同时也在代表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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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依然如此。

有时候，“文明战士”、寡头和特朗普本人的目标会完全重合。看看他们共同对欧盟《数字服务法》的战争就知道了。这部法律规定社交媒体公司、搜索引擎和其他网络平台应如何保护用户权利、处理非法内容，以及更普遍地维护公共利益。

国务院内部的意识形态人士把这部法律称为“审查”，声称不仅损害欧洲人，也损害美国人。今年春天，莎拉·罗杰斯在华盛顿一场活动上宣称，拜登政府执政期间曾有一个所谓“审查阶层”十分活跃，而2024年大选后，这群人“逃到了欧洲”。

虽然有多起诉讼试图证明相反结论，但没有证据显示拜登政府曾让任何人噤声。然而美国国务院把这一“威胁”看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对前欧盟委员、如今已经是普通公民的蒂埃里·布雷顿实施签证限制，理由是他参与制定《数字服务法》。另外4名曾推动这部法律的欧洲人也受到同样限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反过来限制了这些人的行动自由。一名德国官员告诉我，美国人在双边谈判中经常提出对《数字服务法》的反对意见，尽管这部法律是欧盟制定的，不是德国制定的，而且早在2022年就已经生效。

事实上，《数字服务法》根本没有规定所谓审查，更没有针对美国人的审查。法律要求数字平台保护未成年人，遵守欧洲法律，并提高算法使用的透明度。

这些欧洲法律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制定。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法律禁止纳粹宣传、否认大屠杀，也禁止儿童色情内容和煽动恐怖主义。

欧洲的言论法律与美国不同，但欧洲人有权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法律，就像他们有权采用不同的食品安全标准和空气污染标准一样。美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本来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但在欧洲，美国科技公司正与美国政府联手，试图改变的不只是法律本身，还包括制定这些法律的政治和法律秩序。

这场革命的不同面孔在这里恰好汇合。扶持反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既符合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也符合所谓“言论自由”捍卫者的意识形态利益。

比如，马斯克公开利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政治捐款以及企业在美国政府内部赋予他的影响力，反对多种形式的数字监管，传播种族主义阴谋论，同时帮助这个掠食者集团的“文明盟友”。他曾通过视频参加英国极右翼“团结王国”集会，对伦敦现场人群说：“暴力正在向你们袭来。你们要么反击，要么死。”

他也通过视频参加德国选择党集会。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已把德国选择党列为右翼极端主义组织。马斯克的平台还被用于传播恐惧和虚假信息，甚至煽动可能动摇现政府的暴力。2024年英国绍斯波特发生持刀袭击后，大量帖子错误声称嫌疑人是穆斯林和无证移民，这些内容通过X和其他平台迅速传播给数百万人，进一步煽动了随后发生的骚乱。

为了商业利益扶持外国政党并不是新鲜事。2018年，史蒂夫·班农曾给杰弗里·爱泼斯坦发送消息。这条信息后来保存在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文件中。

班农在消息里暗示，如果欧洲极端主义政党取得成功，加密货币行业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他自称是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等国多个极右翼政党的顾问，也是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和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的顾问。

班农预期这些力量将在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他对爱泼斯坦说：“我们可以从92个席位增加到200个！”然后就可以“封杀任何加密货币法规，或者任何其他我们想封杀的东西”。

爱泼斯坦回答：“收到。”

当时班农已经离开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公开声称自己代表美国或者美国利益。但如今，与班农持相似观点的人已经开始代表美国发声，他们对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就像当年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变化一样巨大。

我并不是说，他们会摧毁联合国，或者摧毁五角大楼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轻蔑地称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云端城堡般的抽象概念”的国际法体系。这些东西本身已经弱到几乎无关紧要。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1945年以后形成的民主世界。这个世界并非完全依靠法律运作，同时也依靠一套主要由各国自我约束形成的规则。在这个体系里，美国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联盟，而美国过去有意避免滥用这些联盟。

长期关系被认为具有价值，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盟友。美国政治人物在任期间，也不会为了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赚钱而制定外交政策，甚至国内政策。

这些联盟取得过巨大成功。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直存在争议，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干预的结果也至多只能说好坏参半。但美国确实帮助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长达80年的和平与繁荣，并最终推动了民主，同时为美国企业创造市场，也为美国力量赢得前所未有的支持。

这个世界正在迅速消失。如今，不论政府内外，越来越多人追随总统的做法，利用这个革命性时刻争夺零和式胜利。那些在这场人人争抢利益的混战中犹豫不前的国家知道，自己最终会吃亏。

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说：“如果我们不坐在餐桌旁，我们就会成为菜单上的菜。”

他说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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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首府努克，宣称自己是来“交一大群朋友”的。兰德里是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特使”。这个头衔没有薪水，也不获丹麦政府认可。

格陵兰是丹麦的半自治领地。尽管如此，兰德里此前还是在X上对特朗普说：“能够以志愿身份为你服务，让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是我的荣幸。”

抵达后，兰德里换上迷彩裤，看起来仿佛准备上战场。他参加了一场自己根本没有受邀参加的商业会议，还试图发放“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但没多少人愿意拿。

路易斯安那州几乎在美国各项医疗保健排名中都处于末尾，而格陵兰居民却享有国家出资的全民医疗服务。即便如此，兰德里还是带来一名医生，似乎准备讨论格陵兰医疗问题。

兰德里离开第二天，格陵兰人在美国新领事馆外举行大规模抗议。他们给这座领事馆起了个外号，叫“特朗普大厦”。

返回美国后，兰德里却仍然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见到的人“希望美国更多参与格陵兰事务”。

这次访问近乎荒诞，但丹麦没有人在笑。

自2026年1月那些超现实而又令人震惊的日子以来，哥本哈根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前往努克的美国人。有些人为了做生意，有些人为了政治，还有一些人的动机是两者之间一种奇怪的混合。

当时丹麦军方甚至把血库运到岛上，并准备炸毁机场跑道，以阻止美国可能发动的入侵。

比如今年8月，一家名为格陵兰能源的美国石油公司开始把钻探设备运往岛上一处偏远地区，尽管公司尚未取得正式许可。格陵兰能源的投资者包括共和党大金主肯·格里芬。

前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特朗普知名支持者“菲尔医生”受托为这个项目拍摄纪录片系列，计划“记录这些现代石油拓荒者的使命”。公司向当地人开出每年18.5万美元的高薪，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还不断宣传当地潜在石油储量可能十分可观。

一名当地领导人告诉我，这种关于巨额财富的宣传让格陵兰人感到不安。几个城镇都有人举行抗议，反对钻探项目。

8月中旬，格陵兰官员正式宣布推迟钻探。

公司执行董事长拉里·斯韦茨告诉《财富》，这个项目与美国吞并格陵兰没有关系。但格陵兰政府警告公司尚未获得运送设备的许可后仅仅两天，特朗普就在网上发布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画面中的他俯视着一个格陵兰村庄，配上的标题是：“你好，格陵兰！”

那么，格陵兰能源究竟是为了政治而来，为了生意而来，还是两者兼有？

普拉克西斯联合创始人德莱登·布朗的动机同样难以判断。布朗把普拉克西斯形容为一个“原生于加密货币体系的国家”。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的人包括Palantir联合创始人乔·朗斯代尔、《网络国家：如何创建一个新国家》作者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以及与彼得·蒂尔和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有关的实体。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久，布朗访问格陵兰。他后来在X上写道，自己是去“试着把它买下来”。

普拉克西斯希望建立一个“数字国家”，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布朗还希望有一天能在格陵兰修建一座城市，容纳这个“国家”。也许这是布朗自己的主意，也许来自蒂尔，也可能来自现任美国驻丹麦大使肯·豪厄里。

豪厄里与蒂尔共同创办过PayPal。名义上，豪厄里代表美国政府，但他同样代表着科技寡头集团。在这个新世界里，这些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政府官员。

最近更频繁到访格陵兰的是德鲁·霍恩。他自称是一名“专注于关键矿产和资源开发”的企业家。霍恩与一名格陵兰商业伙伴计划在格陵兰西部建设数据中心。他的合作伙伴曾经从政，还出演过丹麦电视剧。这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需要新建港口设施、铺设海底电缆、为外来工人建设住房，还需要专门设计工程方案，防止数据中心沉入永久冻土。

但据《纽约客》报道，霍恩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前国家安全官员，而且至少与一次秘密行动存在联系。2020年，一名参与委内瑞拉未遂政变的人曾把霍恩列为自己的联系人之一。不过霍恩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他也否认自己在格陵兰扮演类似角色。今年5月，他甚至在英国《旁观者》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我不是在格陵兰活动的中情局间谍》的文章。不过今年4月，他又告诉路透社，自己一直与白宫官员保持“对话”。那么，他现在究竟还在代表特朗普，代表美国寡头，还是同时代表两边？

霍恩还多次与格陵兰民粹主义独立派政党纳莱拉克党的领导人会面。今年5月兰德里访问期间，我此前在哥本哈根认识的丹麦格陵兰裔政治人物朱莉·拉德马赫从努克给我打电话，描述当地局势。她说，自从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商业和政治人物开始介入格陵兰事务后，纳莱拉克党变得更加强硬，甚至开始在一向较为克制讲究礼仪的议会中频繁发起不信任投票。

格陵兰确实长期对丹麦存在不满。就在2022年，丹麦和格陵兰政府还启动调查，研究丹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格陵兰推广避孕措施的问题。其中包括在没有征得女性同意的情况下植入宫内节育器。格陵兰前总理穆特·博鲁普·埃格德曾把这种做法称为“种族灭绝”。美国人是不是正在试图利用这段历史？

无论怎么看待丹麦，格陵兰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感到不安。这种压力有时半遮半掩，有时又公开得惊人。拉德马赫说，兰德里访问后的第二天晚上，她去了努克一家酒吧，竟然看到有人公开携带枪支。这是她过去从未见过的景象。

岛上的气氛正在变得动荡而诡异。格陵兰人知道，一个具有掠夺性的外国大国派出的各种人物正在他们中间活动，寻找矿产、金钱、关注度，甚至寻求政权更替。

拉德马赫说：“他们正在摧毁社会中的信任和尊重，也在摧毁人们对制度和彼此的信任。他们把人的脑子都搞乱了。格陵兰人以后必须奋力保持清醒，才能不被逼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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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对格陵兰的攻势一样，也像许多其他“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挑衅项目一样，美国针对加拿大的攻势一开始也像一句玩笑：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

但这并不是玩笑。

甚至在第二次就职之前，特朗普就在Truth Social上宣称，“加拿大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成为第51个州”，还说“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就不会有关税，税收会大幅下降，而且俄罗斯军舰不断包围加拿大所造成的威胁也将彻底消失，加拿大将获得完全安全保障。”

美加贸易几十年来一直运转良好，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俄罗斯军舰“不断包围”加拿大，就像不存在军舰包围格陵兰一样，这一点似乎也无关紧要。

特朗普上任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加拿大能源产品征收10%的关税。他声称，这是为了惩罚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阻止毒品和无证移民进入美国。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几乎没有毒品从美国北部边境进入美国。

但特朗普经常说一些本来就没人真指望公众相信的话。

实际上，在加拿大政府看来，这些关税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开启一场削弱加拿大经济的行动。卡尼说，特朗普正在“试图打垮我们，好让美国拥有我们”。

在围绕减轻关税压力展开的谈判中，加拿大被迫放弃向美国科技公司征税的计划。关税也确实产生了预期效果。6月，加拿大经济开始放缓后，特朗普再次表示，加拿大如果成为“第51个州！”日子会更好。

7月下旬，他再次加大压力，宣布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50%关税。用一名政府官员的话来说，范围从“葡萄酒到冰球杆，再到水泥”。表面理由是加拿大存在“歧视性”贸易做法，但这些措施本身恰恰是加拿大为了回应特朗普此前加征的关税而出台的。

与格陵兰一样，这场经济攻势也伴随着一场非正式影响力行动。

加拿大人与美国人收听许多相同的播客，也观看许多相同的网络视频。新冠疫情期间，一些美国极右翼播客主持人通过放大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疫苗强制令的抗议，试图吸引新的受众。有些人可能确实赞同这些抗议者，也有些人可能只是为了赚钱，因为他们知道互联网会奖励愤怒情绪。

自2022年以来，这场卡车司机抗议逐渐演变成声势日益扩大的阿尔伯塔省分离主义运动，那些播客主持人如今也开始支持这个事业。

总部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外国虚假信息监测组织DisinfoWatch负责人马库斯·科尔加表示，他还发现俄罗斯账号正在“真理报新闻网持续发布聚焦阿尔伯塔的内容”，俄罗斯关联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也在进行类似宣传。

与美国各州不同，加拿大各省可以就自己与联邦之间的关系举行公投。魁北克曾经举行两次，两次都选择维持现状。阿尔伯塔省将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询问省民是否希望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启动法律程序，为第二次有关分离问题的公投做准备。

真正走到分离那一步十分复杂。截至今年夏天，希望重新界定阿尔伯塔与渥太华关系的人看起来远远没有接近多数。但这场运动正在积聚势头。

阿尔伯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愿意允许举行分离公投的省政府。

美国人没有创造阿尔伯塔分离主义，就像美国人没有创造巴西的博索纳罗主义一样。阿尔伯塔长期强烈不满联邦政府干预石油天然气行业。早在2019年我访问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时，就见到支持石油、反对环保政策的示威者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们爱所有加拿大输油管道。”

但美国的介入同样不能忽视。加拿大研究人员泰勒·欧文追踪近600档美国政治播客。他告诉我，过去加拿大只是偶尔会被这些节目提到。有人说一句有争议的话，大家争论24小时，然后事情就过去了。现在情况变了。

欧文说，关于阿尔伯塔的话题已经变得持续而重复，这些播客主持人“要么是在协调行动，要么就是彼此跟风”。

最终结果是，美国播客如今正在制造大量与阿尔伯塔分离主义有关的内容。格伦·贝克一期节目邀请阿尔伯塔分离主义者基思·威尔逊参加。威尔逊表示，与“渥太华那些左翼人士”相比，阿尔伯塔“与美国和美国人拥有多得多的共同价值观”。

史蒂夫·班农曾把加拿大“防御薄弱的北部地区”描述为容易遭到俄罗斯入侵。蒂姆·普尔和本尼·约翰逊也加入讨论。两人此前都与Tenet Media有关。这个机构被指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获得俄罗斯大量资金。

这并不只是媒体行动。至少有三次，美国国务院官员接待了分离主义组织“阿尔伯塔繁荣计划”的代表。参加会面的美国官员姓名始终没有公开。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杰夫·拉思说，他们在美国的联系人“不想浪费时间回答媒体提问”。

据报道，这个组织曾要求美国向未来独立的阿尔伯塔政府提供5000亿美元贷款。拉思否认存在这项请求，但组织一名联合创始人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证实了这件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官员经常与各种“公民社会人士”会面，但没有表示美国作出过任何具体保证。

今年1月，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登上“披萨门”阴谋论者杰克·波索别克主持的极右翼播客，这些幕后接触突然显得更加重要。贝森特发表了一系列看起来支持阿尔伯塔分离主义的言论。他告诉波索别克，阿尔伯塔是“美国天然的合作伙伴”。这个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加拿大政府“却不允许他们修建通往太平洋的输油管道”。

贝森特没有提到具体的美国石油天然气企业利益，尽管这样的利益很多。比如康菲石油和埃克森美孚都在阿尔伯塔油砂拥有重大利益，美国投资者同样大量持有在阿尔伯塔运营的加拿大公司股份。

贝森特故作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听到一个“传闻，说他们可能会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还要留在加拿大”。不过他没有直接表示支持分离行动。

至少还有一名美国政府正式代表走得比暗示更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今年邀请2022年卡车司机抗议领导人之一塔玛拉·利奇参加自己的美国独立日聚会。利奇因参与抗议活动被审判并定罪，目前仍处于居家监禁状态，如今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阿尔伯塔分离主义。

她表示，自己获得缓刑监督官许可后参加聚会，并公开发布与大使的合影，还感谢胡克斯特拉、特朗普和“美国人民”给予支持。

阿尔伯塔位于加拿大中部。如果这个省脱离加拿大，加拿大东部与西部在地理上可能被切断，加拿大将失去相当大一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阿尔伯塔对联邦财政的重要贡献也会消失。

加拿大甚至可能不再是一个能够正常维系的国家，尤其是如果其他省份也开始质疑联邦制度。

也许这正是目的所在。1990年，“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思想上的祖父帕特·布坎南就曾宣称，如果魁北克有朝一日脱离加拿大，美国应该“把碎片捡起来”。

如今，这似乎即使还不是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的对加政策，至少已经成为这个掠食者集团的政策：向经济施压，拆散联邦，然后把碎片捡起来。

不，这不是玩笑。

一些美国人可能会惊讶，竟然有一群坚定的人计划拆解加拿大，或者一些与美国政府关系不透明的商人可能希望创造政治条件，让美国最终接管格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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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应该感到惊讶。

所有曾经对巴西、加拿大或丹麦使用的手段，在其他地方同样都已经出现。目的不是支持民主，也不是促进美国繁荣，而是传播这场反自由民主革命，同时让支持革命的掠食者赚钱。

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直接向革命盟友提供金融支持。

2025年10月，在阿根廷中期选举大约两周前，特朗普政府宣布提供200亿美元救助资金，帮助阿根廷经济摆脱金融危机。这几乎就是赤裸裸的贿赂。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阿根廷选民不投票支持哈维尔·米莱所在的政党，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文明盟友，美国就会撤回援助。

米莱的政党最终获胜。此后，这位阿根廷总统开始支持全面放松人工智能监管。

选举结束几个月后，彼得·蒂尔把全家暂时搬到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为革命盟友和反自由民主政党提供政治支持。

2025年2月在德国，副总统万斯特意会见了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2026年访问匈牙利时，就在全国大选前几天，万斯公开支持欧尔班·维克托连任总理。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场公开活动上甚至给特朗普打电话，让特朗普也明确表示支持欧尔班。

万斯既没有会见，也没有提到反对派领导人彼得·马扎尔。结果马扎尔随后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

去年波兰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邀请极右翼民族主义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访问白宫，却没有邀请他的中间派对手。从那以后，特朗普反复吹嘘是自己帮助纳夫罗茨基“赢得”选举。

今年早些时候，一批来自不同政党的德国议员访问华盛顿，原本安排前往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会面。一名德国议员表示，他们后来被告知，只有德国选择党和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可以进入这些建筑，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议员不允许进入。

为革命盟友进行宣传。

极右翼视频媒体圈，经常为希望在国内强化自己革命者形象的外国政治人物提供平台。2025年罗马尼亚总统竞选期间，罗马尼亚极右翼领导人乔治·西米恩参加了杰克·波索别克和史蒂夫·班农的播客。

西米恩经常与俄罗斯立场一致，他2022年的婚礼甚至模仿一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的婚礼仪式。他对班农说：“我们在罗马尼亚彻底痛击了全球主义者。”

萨尔瓦多威权领导人纳伊布·布克尔登上塔克·卡尔森的节目，为自己大规模抓捕民众、把监狱塞满囚犯的政策辩护。他在节目中说英语，但节目同时制作了带西班牙语字幕的版本，面向萨尔瓦多国内观众。

欧尔班在败选前也曾参加卡尔森的节目，并邀请卡尔森出席匈牙利的一场公开活动，用这种方式向匈牙利人证明自己获得美国支持。

为革命盟友举办集会。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过去曾是美国保守派主流论坛，如今已经变成一种巡回政治秀，只要赞助者愿意出钱，活动就会去那里举行，为当地极右翼提供曝光和近似官方的美国背书。

国际嘉宾轮番出现，包括博索纳罗、西米恩、布克尔、欧尔班、米莱、魏德尔，还有荷兰极右翼政治人物海尔特·维尔德斯和西班牙极右翼政治人物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他们与美国政界人物同台，包括克里斯蒂·诺姆、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以及特朗普的亲信理查德·格雷内尔。

改造人道主义机构，让革命盟友受益。

特朗普政府抛弃延续数十年的人权标准和难民法，把处理难民事务的官员从世界各地调走，派往南非，专门帮助据称遭到迫害的阿非利卡白人。按照任何国际标准，这些人都不符合难民资格。

但这些官员完成了任务。从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美国接收了7727名来自南非的“难民”，而来自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难民总共只有3人。另外还有1万名南非白人预计很快会获准进入美国。美国政府估算，处理这些人的成本约为1亿美元。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摧毁后，“和平粮食计划”被转移到农业部。这个项目过去70年曾为超过40亿人提供食物。今后，项目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对抗全球饥饿，而是补贴美国农民。

今年，这个计划将向一些国家提供粮食。由于一些难以理解的原因，名单并不包括那些正处在饥荒边缘的国家，尤其是苏丹、南苏丹和索马里，却包括萨尔瓦多，而萨尔瓦多领导人恰恰是这场革命的朋友。

通过国会与革命盟友建立网络。

今年3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作为主讲嘉宾参加由“转折点行动”主办的“主权国家联盟”会议。活动以已故查理·柯克创建的组织为旗号，把美国国会议员与全球极右翼力量聚到一起。

与会者包括与俄罗斯关系异常密切的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马库斯·弗罗恩迈尔，也包括来自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这两个国家的政权都具有压制性，并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会议组织者、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纳同样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乔治·西米恩也参加了会议。当年早些时候，他还曾受邀参加肯尼迪中心的一场聚会，并在那里切下一块做成格陵兰形状、涂成红白蓝三色的蛋糕。

终止民主推广。

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建立的所有推动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的机构，如今不是遭到削弱、拆除，就是被重新改造成推动这场革命的工具。

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消失。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对外广播机构勉强幸存。美国国务院年度《各国人权实践报告》过去曾被视为相对不受党派影响的人权信息来源，现在却暗示德国比萨尔瓦多更加压迫。

美国用于教育和文化项目、奖学金及交换生项目的资金也在逐渐改变用途。这些项目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和软实力的支柱。

一个例子是，去年富布赖特交流项目董事会12名成员中有11人辞职。此前，美国国务院取消了董事会已经批准的近200份面向美国学者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并把其他资助项目列入重新审查范围。

一名前董事会成员告诉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董事会担心国务院正在试图阻止政治上“不正确”的研究项目。他说，这意味着“80年来第一次”把政治直接塞进遴选过程，是对富布赖特计划的“严重扭曲”。

有人在一场活动上询问特朗普政府更普遍的文化和学术资助政策。负责美国公共外交的莎拉·罗杰斯解释说：“对大多数此类资助，我们会根据这个人或组织是否有足够可信的能力推动美国优先事项，来决定最终获胜的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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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美国政府由一群利用国家工具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美国公民服务的人掌控，那么所谓“美国优先事项”究竟指什么？

革命会激发其他革命，也会激发反革命。美国正在同时制造两者。

世界政治正在缓慢改变。各国领导人有的模仿特朗普的战术，有的改换阵营以讨好特朗普，有的突然对加密货币产生兴趣，还有一些则竭力寻找办法，对冲这个具有掠夺性的美国政权带来的风险。

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历史上通常支持国家发挥强大作用，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就是典型例子。但如今其中许多政党开始采用自由意志主义话语，同时向特朗普靠拢，也向那些希望摆脱政府监管的美国和国际企业靠拢。

英国极右翼改革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2024年曾为特朗普助选。现在，他的收入来源看起来也越来越像特朗普。2024年，法拉奇接受了居住在泰国的加密货币富豪克里斯托弗·哈伯恩670万美元私人捐赠，据称用途是保障法拉奇的“安全”。

曾因诈骗被定罪的乔治·科特雷尔看起来也向法拉奇本人及改革党提供过资金，其中一些通过科特雷尔母亲的捐款完成。与此同时，一个以科特雷尔名义开设的Polymarket账户又从身份不明的来源收到约900万美元加密货币。

过去，法拉奇更出名的是推动英国脱欧。后来他开始积极游说加密货币议题。例如，他反对英国央行的数字货币项目，而这个项目碰巧会损害哈伯恩的业务。

这场革命也已经来到波兰。过去主要关注国内事务的民族主义右翼，现在与加密货币行业和特朗普政府都建立了联系。

一家名为Zondacrypto的货币交易平台目前正因涉嫌诈骗客户而接受调查。这家公司曾赞助波兰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就是在那场活动上，克里斯蒂·诺姆支持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据报道，Zondacrypto还向右翼政治人物设立的基金会提供资金。

纳夫罗茨基获胜后，三次否决中间派波兰政府试图把消费者加密货币保护措施写入波兰法律的方案。他解释否决理由时，也沿用了特朗普治下华盛顿使用的语言，不断强调“自由”和“创新”。

在拉丁美洲，强硬右翼政治人物也开始获得支持。有些人公开模仿特朗普的语言和风格，有些人与加密货币或者匿名空壳公司世界存在联系。

萨尔瓦多威权领导人布克尔其实早已预示这场革命。他在2021年宣布比特币为法定货币，把一批加密货币鼓吹者招入政府，还建立了一套平行外交体系，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瑞士设立萨尔瓦多比特币“使馆”。

他还为涉嫌帮派成员修建了一座最高安全等级监狱，建筑设计本身就刻意展示残酷。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把一些被指为罪犯的人送到那里。后来的调查发现，其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犯罪记录。

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也在借鉴特朗普和布克尔的做法。

特朗普支持了哥伦比亚新总统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这名商人曾对法新社表示，“一辈子创造过财富的人应该管理国家”。

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熟悉。他也主张建设“超级监狱”。

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数小时后，美国就向他提供10亿美元“安全援助计划”。与此同时，他的前任总统也在照搬美国政治剧本，指控选举遭到操纵。

特朗普还支持智利新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卡斯特竞选时主张加强边境控制和大规模驱逐移民。上任第一周，他就与美国谈判了一份有关稀土矿产的联合声明，看起来目的之一是让美国私人矿业利益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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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以外，盗贼统治早已司空见惯，因此不需要进行多少调整，就可以适应美国的新政权。现实主义主导一切。如果美国政府的决定现在可以买到，那么很多人都会乐于出钱购买。

卡塔尔人送给特朗普一架价值4亿美元的大型客机，不会只是因为友谊。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向贾里德·库什纳的私募股权基金投入20亿美元，也不可能只是表达善意。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把本国一片受环境保护的海岸地带提供给库什纳和伊万卡·特朗普建造豪华度假村，也不是因为欣赏他们的设计品味。

有时候，这类利益输送看起来明显是在追求非常具体的结果。

阿联酋王室成员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以5亿美元收购特朗普家族加密货币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 49%的股份。几个月后，特朗普政府同意让阿联酋购买拜登政府原本限制出口的高端芯片。

西方世界里的大多数政府根本无法参加这种竞赛。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不能通过投资美国总统子女的企业来向总统输送利益，因为这么做违法。他们也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这种半官方、半私人外交的新世界。

于是，这些国家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找合作伙伴、技术和贸易机会。

过去从来没有人想过，加拿大有一天会觉得有必要与欧盟签署防务协议，更不用说与澳大利亚谈判国防科技合作。但现在两件事都已经发生。

欧盟刚刚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就在几年前，几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急于推动这项协议。欧盟还与澳大利亚达成了另一项贸易协议。

法国政府正在逐步从政府电脑中移除Windows、Microsoft Teams和Zoom，改用开源软件或者法国制造的替代产品。德国一些地方政府，以及丹麦和荷兰政府也在推进类似计划，欧洲一些银行和大学同样如此。

这些改变原本就是为了长期维持。毕竟，即使2028年民主党重新赢得白宫，那些凭借联邦资金壮大的企业，以及已经接管重要机构的意识形态人士，仍将继续影响国会和选民。

现在特朗普已经证明这些事情可以做到，未来的总统同样可能从盗贼政治的做法中受益。法国欧洲事务部长曾说：“我们不能每四年就把欧洲安全交到威斯康星州选民手里。”

一些人嘲笑并攻击这些转变，其中包括五角大楼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他认为，美国盟友不可能取代美国。

短期内也许确实如此。

但如果科尔比或者其他任何人认为，美国过去的朋友会因此停止寻找替代方案，那么他们就完全没有理解外界对美国的看法已经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只存在于少数国家首都，而是已经深入世界各地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

今年夏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这种变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还记得特朗普给国际足联（FIFA）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打电话那件事吗？美国队明星前锋福拉林·巴洛贡被红牌罚下，因此原本没有资格参加下一场对比利时的比赛。特朗普要求因凡蒂诺重新审查禁赛决定。国际足联随后取消了禁赛。

特朗普对记者说：“我是个喜欢体育的人，我以前也是很好的运动员。我非常懂体育。真的非常懂。”

但特朗普并不懂体育，也不懂体育迷。

愤怒几乎立刻爆发，而且来自全世界。这不是因为美国队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总统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破坏规则，同时还有那么多美国人似乎认同他的做法。

可能很少有人关心巴西政治的复杂细节，也未必了解World Liberty Financial的商业交易。

但很多人一眼就能看出作弊。

挪威足协负责人提出道德投诉，因为“当你这样扭曲一条规则时，就已经踏上一条危险的下坡路，整个比赛最终都会面临风险”。

英国记者雨果·里夫金德写道，自己“突然发现竟然如此强烈地希望比利时赢下一场足球比赛，这让我既吃惊又不安”。

我还听到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对一大群欧洲听众说，“意大利人、法国人，是的，甚至连荷兰人”都在支持比利时。

我花了几个小时浏览评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万，甚至可能数百万球迷，在X、YouTube和Facebook上留下愤怒评论。

这个故事引发如此强烈共鸣，并不是因为这一场世界杯比赛本身多么重要，而是因为美国表现出的那种自以为是、蔑视其他所有人的态度，大家已经太熟悉了。

也许美国队自己同样感受到了这一点。

美国队后来输给比利时，而且输得很惨。有人开始怀疑，特朗普的做法是不是扰乱了球员的心态。他们肯定知道，全世界都在支持自己的对手，结果看起来，他们似乎也因此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

其他美国人可能很快也会得出类似结论。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告诉自己，美国代表民主、自由和自由贸易。我们相信自己拥有盟友，拥有与我们共享这些价值观的志同道合国家。

如果有一天，我们终于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反对这些东西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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