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秋，晋冀鲁豫战场上，刘伯承面对地图沉思良久，身边几位纵队负责人静静等候命令。这个场景很能说明问题：刘伯承用兵，不只看一城一地的得失，更重视部队之间的配合，以及下一步战局可能出现的变化。
刘伯承一生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也长期研究军事理论。正因为如此，他在人民军队中有“军神”和“小诸葛”的称誉。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也曾评价刘伯承为中共方面的第一流军事家，这种评价并非客套，而是对其指挥能力的认可。
真正能体现刘伯承军事眼光的，还是他麾下那批能打硬仗的将领。其中，王近山、杨勇、陈锡联最具代表性。三人的性格、打法和经历各不相同，却都在关键阶段承担过重任。
王近山是刘伯承麾下颇具锋芒的一员战将。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期间，他长期担任重要部队指挥员，后来出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六纵作战任务重，突击性强，王近山也因此形成了敢打敢拼的指挥风格。
战场上的王近山，常常把最难啃的任务接过来。部队需要突破时，他敢于集中兵力撕开缺口；局面复杂时，又能迅速调整部署。刘伯承对这位部下十分倚重，曾有将重要作战任务交给他的习惯。有人形容王近山是“尖刀”，虽然说法略显口语化，却准确反映了他的作战特点。
渡江战役和西南战役期间，王近山继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等职，后任陆军第十二军军长。1955年授衔时，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他的资历和战功而言，这一军衔也体现了国家对其军事贡献的肯定。
杨勇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名将。他既能率部冲锋，也能独当一面组织大兵团作战。解放战争时期，杨勇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后来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在中原和西南战场都留下了鲜明印记。
杨勇指挥部队时，比较重视战役协同，不是一味追求冒进。进入贵州、四川后，第五兵团面对的不只是正面作战，还要处理复杂地形、交通条件和地方局势。部队推进速度、后勤补给、对残余武装的处置，都考验着指挥员的综合能力。杨勇能够完成这些任务，靠的不只是勇猛，更有成熟的统筹能力。
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勇先后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等职，参与金城战役。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以后，杨勇继续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1958年至1959年间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直至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
陈锡联的经历，则带有“年轻成名”的特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已经担任过重要指挥职务，抗日战争中又在太行山地区长期作战。到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阶段，陈锡联已经成长为能够指挥大兵团的将领。
淮海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陈锡联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渡江战役打响后，第三兵团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随后又向西南推进。陈锡联的长处在于行动果断、执行力强，面对复杂战局，往往能够迅速抓住主要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成为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重要领导者，担任过炮兵司令员。炮兵建设当时处在起步阶段，装备、训练和指挥体系都需要重新整合，这项工作并不比战场冲锋轻松。1955年，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还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三位将领放在一起看，王近山突出一个“猛”字，杨勇胜在能攻善守，陈锡联则兼具战场经验与组织能力。刘伯承用人，并不是把所有将领都塑造成同一种样子，而是根据各自特点安排任务。这种知人善任，正是其指挥艺术的重要部分。
除了这三人，秦基伟、周希汉、陈再道等将领，也曾在刘伯承领导下作战。至于陈赓，虽然解放战争时期编入第二野战军序列，但其所部在许多阶段承担相对独立的作战任务，指挥关系也有特殊之处。因此，谈到刘伯承麾下的名将，三大主力将领之外，还应看到一整批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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