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首次联合考古发掘取得重要发现

东南亚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而泰国中部平原是连接中国、南亚、西亚的重要陆海交汇节点，在古代跨区域海洋贸易、人群往来与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铁器时代是泰国中部社会复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海洋商贸往来日趋频繁。为深入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贸易交流，推进中泰考古与文化合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泰国艺术大学于2026年按计划启动“新视角下的素万那普：泰国的贸易网络、生产技术与社会变迁”联合考古发掘项目。项目旨在结合系统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研究手段，厘清区域文化发展序列，梳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实物遗存线索，探讨跨区域技术交流的传播路径，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性研究提供新的考古证据。

经两国文物行政部门批准，2026年6月至8月，中泰双方派专业人员组建联合考古队，完成了本年度在泰国中部Kratumpheaw遗址与Dong Noi遗址的考古合作发掘工作。

一、工作经过

本次中泰联合考古发掘实施前，泰国艺术大学考古团队已针对Kratumpheaw遗址与Dong Noi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与标本采集工作，初步明确了两处遗址的文化属性与年代范围，为本次中泰联合考古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2026年6月15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应邀派出专业团队前往泰国，与泰国艺术大学考古学院共同组建中泰联合考古队。考古队汇集了旧石器考古、秦汉考古、植物考古、文物保护、冶金考古等多领域专家（图一、图二），随即在泰国中南部地区启动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图一 联合考古队合照

图二 发掘合影

6月16日至24日，联合考古队在春蓬府针对洞穴、岩厦遗址开展了专项调查，累计调查洞穴、岩厦遗址12处，其中11处洞穴发现早期人类活动遗留的陶片、石制品、动物骨骼以及黑色岩画等遗存。

6月25日至8月13日，联合考古队按预定计划完成了Kratumpheaw和Dong Noi遗址的发掘工作（图三）。我院考古队在泰国的发掘工作严格遵循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规范，采用探方发掘法，对地层堆积、灰坑、墓葬等所有遗迹进行拍照、测绘与三维记录，对所有出土遗物逐一编号登记，并系统采集了碳样、植物遗存、珠饰等各类样品。

图三 发掘遗址位置示意图

在我院结束泰国的发掘工作后，泰国艺术大学考古学院的老师带队继续在Dong Noi遗址进行发掘。此次发掘是中国考古队首次在泰国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发现。

二、重要发现

（一）Kratumpheaw遗址

Kratumpheaw遗址（简称KTP遗址）位于泰国中部巴真府南部，地处地势低平的冲积平原，周边以虾塘为主，一条小河从遗址东北部穿流而过。2026年6月25日至7月14日，联合考古队完成了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本次发掘布方面积共计25平方米，其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发掘面积5平方米。

1.地层堆积

KTP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大体分为4层：第①层为近现代堆积层，是人工开挖虾塘形成的堆积；第②层为原表土层，即耕土层，所有遗迹均开口于该层之下；第③层为文化层，地层内包含少量陶片遗存；第④层为淤积层，地层内含有较多细小水晶颗粒，未发现人工遗物。

2.清理遗迹

受发掘面积限制，本次共清理灰坑7个。灰坑平面多为不规则形，基本为口大底小，弧壁，底部凹凸不平（图四）。坑内堆积以灰黑土为主，夹杂较多碳粒。

图四 KTPH4建模照片

3.出土遗物

遗址出土了较多陶片、玻璃珠饰，以及少量红玉髓碎屑、磨石与动物骨骼等。陶器均为残片，为夹砂陶，烧制火候较高，可辨器型包括釜、罐等。从烧制火候与胎体厚度来看，陶器的制作技术，尤其是烧制工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出土珠子分为玛瑙珠和玻璃珠两类，其中玛瑙珠形制较大，仅出土1颗（图五）；其余均为形制较小的玻璃珠，尺寸约0.2-0.5厘米，颜色丰富，有蓝色、棕色、黄色、红色和绿色等（图六）。

图五 KTPH1出土玛瑙珠

图六 KTP出土玻璃珠

（二）Dong Noi遗址

Dong Noi遗址（简称DN遗址）位于泰国中部北柳府北部，东北方向与KTP遗址相距约6公里，位于冲积平原一处地势略高的台地上，为比较典型的沙丘遗址。

2026年7月3日-8月10日，联合考古队在DN遗址采取分区发掘的方式进行发掘，其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的TP2区域位于遗址西北，地势稍高。我院按预定发掘计划完成了TP2区域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58平方米，清理灰坑6个、墓葬10座（图七），其中M9、M10墓葬因部分区域位于发掘区外，未完成发掘。

图七 DNTP2发掘墓葬建模照片

1.地层堆积

TP2区域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4层：第①层为近现代生活扰土层，灰褐色土，土质较致密，中间夹杂少量植物根茎，出土有白瓷、青花瓷；第②层为铁器时代文化层，黄沙土层，土质疏松，包含少许陶片；第③层也为铁器时代文化层，黄沙土，土质疏松，同样发现少许陶片；第④层为沙砾层，应为河流冲积形成，未发现遗物。

2.发掘墓葬

本次发掘的10座墓葬均开口于②层下，为竖穴土坑墓，墓葬基本呈东西向，分为两排分布，呈南北向排列。墓葬大小不一，规模普遍较小，墓葬间距较近，大部分墓底铺设有一层陶片（图八）。

图八 M2发掘结束照片

3.随葬遗物

随葬品数量较为丰富，共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等文物标本700余件，以陶器和珠饰数量最多。

陶器以夹砂灰黑陶为主，可辨器型包括钵、罐、豆、釜、盆、杯等（图九、图一〇）。铜器保存状况较差，可辨器型主要有钵、手镯等（图一一、图一二）。铁器包括矛、斧、箭镞、铁牌等，锈蚀严重，其中出土的矛存在内折现象，推测当地存在折兵器随葬的葬俗。

图九 M7随葬器物照片

图一〇 M7出土陶杯

图一一 M5出土空心铜镯

图一二 M4出土实心铜镯

图一三 DN墓葬出土玛瑙珠饰

珠饰主要有石珠和玻璃珠，还有少量玻璃手镯。其中石珠饰数量较少，以玛瑙坠饰为主（图一三），仅出土1颗红玉髓珠。玻璃珠饰数量较多，颜色丰富，有蓝色、黑色、黄色、红色等（图一四），还有少量夹金珠。

图一四 M3、M7出土玻璃珠饰

本次出土珠饰数量多、形制多样、材质多元、工艺精湛，多为小型管珠、圆珠，色泽鲜艳、打磨光滑，部分玻璃珠带有典型的南亚—印度洋沿岸技术特征。珠饰大多位于墓主颈部、腕部，应是墓主生前佩戴的装饰品。墓葬随葬铜器基本为高锡青铜器，其中铜钵可能受到印度技术影响，铜镯形制纹饰可能受到中国西南或华南影响。

三、初步认识

（一）年代与性质

1.KTP遗址

依据出土的玻璃珠与玛瑙珠，初步推测KTP遗址的年代为距今1500-1800年，具体年代有待后续碳十四测年确认。

遗址发现的灰坑内堆积有大量炭粒，且坑壁存在沙土硬结面，多数陶器表面可见褐色烟熏层，还出土了磨制红玉髓珠的磨石，据此初步推断本次发掘的灰坑可能和珠饰制作有关，KTP遗址是一处与珠饰品制作加工相关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2.DN遗址

根据遗迹出土珠饰品与铁器初步判断，该遗址年代属于铁器时代，距今1600-1900年，具体年代还需通过碳十四测年进一步确定。

从前期调查以及本次发掘来看，该墓地是泰国中部一处规模较大的铁器时代墓地，墓葬布局规律，已发掘墓葬基本以单人葬为主。从随葬品的分布差异来看，我院此次发掘的区域接近墓地边缘，而泰国艺术大学后续清理的7座墓葬随葬品更为丰富、规格更高，还出土有中国的汉代铜镜残片（图一五）、西亚的夹金玻璃珠以及印度的玻璃器等，应当更接近墓地中心位置。

图一五 DN墓葬发掘出土铜镜残片

综合随葬品器物组合特征，并结合KTP遗址的性质，初步认为该墓地应为一处与珠饰加工、海洋贸易活动相关的手工业者群体公共墓地。

（二）埋葬习俗

本次发掘的10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由于墓地所在地土壤呈酸性，人骨、葬具基本腐朽无存，很难从人类学角度区分人群属性，也无法明确葬式、葬具类型等信息，但多数墓葬的墓底都有铺设陶片的习俗。墓底铺设的陶片质地、颜色各有不同，包含口沿、器底等部位，应当是将完整器物打破后，分片铺设在墓底。

（三）技术传播、文化互动与贸易往来

DN墓葬出土的高锡青铜器，以及两处遗址所出珠饰的制作工艺特征，可能与印度冶金与珠饰生产技术体系有关联，已有的考古发现也显示出南亚次大陆高锡合金配方、珠饰加工技术沿跨区域交流网络向东传播的线索。DN墓葬出土的夹金珠，经显微观测显示其夹金层工艺特征符合西亚技术传统，表明夹金珠应是由早期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传入该地区，并被当地社会接纳、使用，最终作为随葬品埋入墓葬。此外，DN墓葬出土铜镯的形制与纹饰，和中国华南、西南地区的同类器物存在高度相似性，这一特征应当是受上述地区青铜文化影响，也反映出该区域文化与中国华南—西南青铜文化传统存在跨区域互动。DN墓葬出土的中国汉代铜镜，同样实证了汉王朝与该地区存在密切往来。

四、多学科合作

本次合作发掘高度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发掘现场即时开展植物浮选工作，处理土样近400份，获取样品70份；同步提取灰坑及墓葬中的木炭，并于发掘结束后迅速送检进行碳十四测年。

田野工作结束后，中泰双方分工开展样品检测，确保数据共享，可避免单一视角的研究局限，为后续合作综合研究打下基础。回国后，我院专业人员随即完成珠饰及铜器样品的测量、检测与成分分析，旨在追溯原料产地、制作工艺等。

五、结 语

本次中泰联合考古合作，在调查勘探、田野发掘、采样检测、资料整理与科学研究等全流程环节均实现了双边全程协作，同时构建了多学科联合支撑的研究体系，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考古领域的文化交流互鉴理念。

此次联合考古发现为研究泰国中部铁器时代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文化属性等提供了全新考古资料。DN墓葬中出土了源自中国、印度及西亚等地的铜器与珠饰等遗物，进一步证实泰国中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与通道。此次发掘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墓葬中珠饰、铜器的出土层位与共存背景，为后续开展跨区域技术传播、文化互动、贸易往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支撑，同时对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考古领域深度合作、促进文明互鉴具有积极意义。

针对本次发掘获取的田野考古资料，中泰双方已初步商定后续整理与研究计划：遗址出土文物标本将按照合作备忘录留存于泰国，用于后续的整理、修复及研究；双方研究团队将共同完成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并围绕出土遗物开展多学科联合研究。此外，双方已计划于2027年对DN墓地中心区域开展进一步的田野发掘工作。

（图文来源于“湖南考古”，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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