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评《纸路》｜纸页之河：植物猎人的山野际遇

《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穆尔克著，李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2026年5月出版，432页，79.00元

在近代全球博物学扩张与西南中国边疆交融的历史语境中，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埃里克·穆尔克（Erik Mueggler）的《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是一部打破传统科学史叙事的人类学经典。不同于聚焦探险功绩、物种名录的传统博物学史著作，《纸路》跳出了西方中心的科学叙事框架，以“纸”与“地”的辩证关系为切口，重新解读了近代西南中国植物探险背后的知识生产、人际网络与自然社会化过程。

这本书以“大地之书”解构博物学的知识密码。全书贯穿一个经作者升华的经典隐喻：大地是一本可被阅读、誊写、改写的书籍，而人类的身体与纸笔，是完成这场书写的双重媒介。穆尔克跳出了“植物采集=自然记录”的浅层认知，提出了全书的核心命题：近代博物学并非简单将山野风物复刻为纸质标本与文字档案，更是一场双向的社会化实践。一方面，探险者凭借行走、观察、触摸等身体体验，将横断山脉的植被、地貌、生态感知刻写于纸页，转化为标本、影像、调查报告等可储存、可流通、可管控的抽象档案；另一方面，这些诞生于纸间的知识，又通过命名区划、疆域规划、资源管控等方式反向落地，重新塑造现实中的大地空间与自然秩序。

作者引入“地景”作为核心分析概念，打通了具象的山野空间与抽象的纸质档案，锚定了身体体验与文本记录之间的交界地带。在这个特殊地带中，探险者的徒步穿行、本土向导的山野辨识、纸笔的文字记录相互交织，让原本纯粹的自然空间，注入社会关系、文化认知与科学秩序，最终完成“自然社会化”的隐秘进程。这也是《纸路》区别于普通探险史作品的核心价值：它关注的不是植物本身，而是植物如何成为媒介，串联起不同文明、阶层与族群的互动网络。

近代西方对华博物探索的地理推进，深刻受制于贸易格局与殖民势力的扩张轨迹。十八世纪中叶，首批进入中国的西方博物学家受限于通商规制，仅能在广州口岸开展有限的植物搜集工作，无法深入内陆腹地。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长江中上游通商口岸的逐步开放，西方探索者得以从沿海深入华中、西南地区；与此同时，英法殖民力量从东南亚向北渗透云南边境，两股势力交汇之下，川滇地区成为近代博物学考察的核心场域。喜马拉雅山西麓的科考成果，让西方博物学界形成了共识：滇西北横断山区是全球罕见的高山植物宝库。由此，腾冲、大理、丽江被确立为西南探险的核心据点，以此为起点，植物猎人的足迹进一步延伸至川西、果洛、甘南，覆盖了整个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生态带。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片高海拔山地成为西方植物资源搜集、物种分类研究的前沿阵地，也催生了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两场长期植物探险项目。

植物标本

双向叙事：探险者背后隐性的本土合作者

《纸路》的叙事围绕两组核心人物展开，打破了西方探险家独霸叙事中心的传统写法，让长期被档案遮蔽的本土参与者重回历史视野，构建了“显性探险家”与“隐性本土合作者”的双层叙事结构。

苏格兰植物学家傅礼士（George Forrest）与美国学者·洛克（Joseph Rock），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活跃于中国西南的最高产的两位植物猎人，二人的考察周期合计覆盖近五十年，构成了本书的时间主线。傅礼士自1906年起深耕滇西北直至离世，专注高山植物种质资源采集，为西方植物园与分类学界输送了大量珍稀高山物种标本；洛克则兼具植物学、人类学双重研究视角，在采集植物的同时，还系统记录了纳西族群的文化与语言信息。

1919年傅礼士在中国采集的大树杜鹃标本

在传统科学史中，二人常被塑造成孤军深入荒野的科学开拓者，但穆尔克指出，他们的所有科考成果，都离不开一套完整的本土支撑体系，个人的科学功绩本质上是跨族群协作的产物。尤为特殊的是，傅礼士的采集路线竟与纳西传统文化中指引灵魂归途的“魂路”隐秘重合，这让这场科学探险天然裹挟了本土精神地理的深层意涵。

为傅礼士、洛克承担野外引路、活体采集、标本制作、文字整理乃至报告撰写工作的，并非零散雇佣的本地劳工，而是定居于玉龙雪山脚下的丽江雪嵩村的两代纳西村民。这群被档案遗忘的知识枢纽是《纸路》最具突破性的发现，也是全书叙事的隐秘核心。这群助手之间存在紧密的血缘与地缘纽带，父子、叔侄、邻里构成了稳定的协作网络，其中以赵成章为代表的纳西本土从业者，成为连接西方科学与西南山野的关键枢纽。

作为西方博物学网络最边缘，也最关键的参与者，他们从未出现在西方正式的科考档案与成果署名中，长期被历史叙事遮蔽。但他们依托世代传承的山野生存经验、本土植物认知、东巴宇宙观等知识，不仅为探险家规避了高原地形、气候、人文的多重风险，更深度参与了物种筛选、标本甄别、信息注释等核心知识生产环节。他们不是被动的被观察者，而是主动重塑了西南博物学的实践形态，让西方科学体系与纳西本土知识在山野间碰撞融合。

如果说前文梳理的理论框架与人物谱系是《纸路》的骨架，那么贯穿1906年至1950年的连续叙事，便是这本书鲜活的血肉。穆尔克将整部作品锚定在这四十余载的时间跨度中，以玉龙雪山脚下的雪嵩村（今丽江玉湖村，纳西语称“巫鲁肯”，意为银石之脚）为叙事原点，铺开一场西方学者与纳西乡民跨越时代、深度纠缠的文明遭遇，让抽象的“大地之书”隐喻，落地为具体可感的山野行走与人际联结。

1906年是这段漫长际遇的正式开端。彼时，苏格兰植物猎人傅礼士踏入这座地处滇西北、贫瘠狭小的纳西村落，就地招募本地向导，以此为据点开启了对横断山脉高山地带的系统性探索。这座依偎在玉龙雪山南麓的小村庄，自此不再是西南边疆的无名角落，而是一跃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部博物学考察的核心枢纽，无数山野探索与知识生产的故事皆在此生发。

1950年则构成了叙事的终章。随着滇西北迎来政权更迭，时代洪流彻底改写了边疆的秩序与探索的格局。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在惶恐与犹豫之中，将数十年积累的书籍、手稿悉数打包，登上停靠在雪嵩村北侧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场仓促的离别暗藏厚重的人情重量：为他冒险整理、打包行李的，仍是世代定居于此、与他相伴数十载的纳西村民。飞机升空飞向印度，不仅标志着洛克西南生涯的落幕，也象征着西方博物学家主导的边疆探险时代正式终结。

在1906至1950年这四十余年间，雪嵩村两代纳西村民，始终是西方科学机构深耕中国西部的核心依托。第一代协作团队由二十五至三十名纳西青壮年组成，他们熟稔高原地形、气候规律与本土风物，体格强健、行事果敢，兼具山野生存智慧与冒险精神。这支队伍以赵成章为总负责人，长期服务于雇主傅礼士，全程参与了后者的七次云南大规模科考。在赵成章的统筹带领下，团队的足迹不只覆盖滇北全境，更向北深入甘肃、青海南部，向西抵达川西大雪山、贡嘎岭等险峻秘境，完成了近代博物学史上难度极高的全域踏勘工作，傅礼士的科考成果本质上是这支纳西团队山野实践的结晶。

时代流转，协作关系随着人物更替与研究转向发生了微妙变化。接力傅礼士的洛克，最初延续了植物采集的工作主线，却在与雪嵩村乡民的长期相处中，彻底转变了学术方向。他被纳西人家中珍藏的古代东巴经卷深深吸引，这些写满古老象形文字的典籍，兼具诡谲的图像肌理与诗意的文字内涵，让洛克放弃了纯粹的植物学研究，转而投身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语文学与民族志研究。此后半生，他倾尽心力搜集、释读、翻译东巴文献，深耕纳西文明的精神内核。

约瑟夫·洛克拍摄的纳西族祭司

相较于父辈侧重野外采集的工作模式，雪嵩村的年轻一代与洛克构建了更为深度、多元的合作关系。他们不再只是引路、采集的劳工，而是成为洛克专属的藏品搜集者、田野同行者、语言翻译者乃至合著者。这种身份的进阶，让纳西参与者从博物学劳动的底层，踏入了知识阐释与文本创作的核心圈层，也让西方学界对纳西文明的认知，彻底脱离了单纯的外部观察视角。

纸页之河：身体体验向社会空间的抽象转化

基于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在地协作史，穆尔克提出了全书最具思辨性的核心概念——“纸页之河”。在作者看来，两代人协作产生的标本、科考日记、私人信件、摄影底片、宗教仪轨记录、东巴手稿、专业著作等，并非零散孤立的资料堆砌，而是一条生生不息、奔流向前的文本河流。这条由纸页与影像构成的河流，串联起山野与书房、个体与机构、本土知识与全球科学，成为理解近代空间史的关键载体。

《纸路》着重强调，这条纸页之河是空间史的专属产物，其生成遵循着从具象到抽象的完整逻辑链条。一切知识的源头，都是极具个人性的身体空间体验：科考者与纳西向导凭借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采集标本，以双眼辨识风物，在沿着山脉肌理、古道轨迹、纸页线条移动的过程中，生成独属于个体的山野感知。这种根植于身体、不可复刻的在地体验，是所有博物学知识的原始基底。

但知识的生产并未止步于个体体验。通过书写、绘图、摄影、分类、命名等一系列纸面上的操作，零散、主观的身体感知被系统性提炼、整合、重构，转化为能够脱离具体场景的可传播、可管控、可复盘的抽象图景，最终覆盖整片大地与对应的社会生活。赵成章耗时二十年绘制的区域地图，便是这一转化最典型的范例：他将数十年间翻越群山、穿越河谷的亲身行走经验，凝练为标准化的纸面地图，把碎片化的山野感知，整合为完整、系统的区域地理图景。

这种由身体体验到抽象纸面的转化过程，正是《纸路》核心命题的终极落点。当个体经验被固化为档案、地图、典籍等纸面载体，大地便不再是单纯的物理自然空间，而是深度介入人类分类体系、资源治理、文明叙事的社会性存在。高山植物、纳西经卷、高原地貌，都经由这条纸页之河，成为人类社会关系、知识秩序、权力结构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也是穆尔克通过雪嵩村的微观故事，向读者揭示的近代知识生产最隐秘的底层逻辑。

文本作为居所：洛克的“大地之书”

在厘清“纸页之河”与身体-空间的转化机制后，穆尔克将笔触聚焦于核心人物的书写行为本身，通过拆解洛克贯穿一生的文本实践，具象化诠释“大地之书”如何在个体书写中被生成、延展与重构。区别于常规人物研究对洛克生平、科考成果的复述，《纸路》直击其书写行为的本质，打破了“书写只是记录体验”的浅层认知，构建了“书写建构体验、文本锚定地理”的深层阐释逻辑。

我不想说他体验的远山与近舍，同伴与过客，恶浊与纯净，或是他的痛苦，孤独和偶有的好情绪，都是以他的书写为中介——仿佛这就是书写之于他的全部意义。书写肯定调和了他的体验，但也是他体验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他的田野笔记：他用大量精准而技术性的文字，勾勒出花朵，子房和叶片的外形。他还写过很多信——尤其是他与费尔柴尔德的通信，是他第一次考察的最完备的记录。但是信不是最完美的沟通，有太多东西无法言说。他越来越转向日记，他在一本本日记里倾诉行走，植物，情感，幽思与失望。接下来，在旅居中国十年后，他重新投入创作，其收集，描绘和分类的对象从植物变成了文本——既包括他在纳西伙伴和邻里家中找到的图画一样的经书，也包括与其旅途重合的汉文方志。他的一生，在我看来，是一场想尽方式去卷入文本和地理的壮阔的实验。他的所有作品——植物标本，日记，地理志，地图，译著——都在试图制作一本大地之书（a book of the earth）。（41页）

这段引文是穆尔克对洛克书写体系最凝练的定调，也是理解其学术转向与精神世界的关键切口。首先，穆尔克推翻了单向度的“体验→书写”认知，提出了全书关于书写哲学的核心观点：书写并非后置的记录工具，而是体验的前置基础。对于长期漂泊于西南边疆、身处文化异乡的洛克而言，不是先有山野体验再落笔成文，而是书写框架预先塑造了他观看、感知、理解世界的方式。纸笔、文本、分类范式构成了他的认知坐标系，所有的山野行走、人际相遇、情绪波动，都在这套坐标系中定位与成型，书写由此成为他嵌入滇西北地理与社会的根本方式。

约瑟夫·洛克

从文本形态的演进来看，洛克的书写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功能递进链条，对应着他与这片土地联结深度的层层深化。第一阶段是工具性的田野笔记，这是其书写最基础的形态。这些文字精准、克制、高度技术化，聚焦植物微观形态，遵循西方植物分类学的专业范式。此时的书写服务于科学采集，是将高原植物身体体验转化为标准化科学数据的初级编码，也是前文所述“身体体验抽象化”的最初实践，只为将山野物种纳入全球植物学体系。

第二阶段是社交性的私人信件，以他与费尔柴尔德的通信为核心。作为首次西南考察最完整的外部记录，信件突破了田野笔记纯技术化的局限，开始传递科考过程、地理信息与个人见闻。但穆尔克精准指出了信件的先天缺陷：作为面向外部受众的公开化文本，它存在不可逾越的表达壁垒，洛克身处异乡的隐秘情绪、边疆不可言说的隐秘秩序、纳西本土知识的微妙肌理，都无法通过信件完成传递，这种沟通的局限性，推动他转向更私人、更本真的书写载体。

第三阶段是精神性的私人日记，这是洛克书写中最具个人性的载体。脱离了学术规范与社交顾虑后，日记成为他安放幽思与失意的专属空间。在雪山、荒野与村落间的孤独旅途中，日记不再是科学工具，而是精神居所。他通过书写梳理孤独、消解痛苦、留存瞬间的情绪悸动，让抽象的心理体验锚定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之上，实现了内心世界与外部山野的对话。

旅居中国十年后，洛克的书写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转向：从书写植物转向书写文本，这也是他人生实验的核心拐点。他的书写对象，从有形的高山植物，转向了两类人文文本：一是纳西村落中具象如画的东巴象形文经书，二是与他行走轨迹深度重合的汉文方志。如果说此前他是通过书写将“自然大地”转化为植物学文本，那么此后，他开始解构、翻译、重构附着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文本，将纳西文明、中原方志与高原地理相互缝合。

约瑟夫·洛克的手稿

足迹先行的铭刻：傅礼士的书写范式

相较于洛克复杂、内倾且不断迭代的文本实验，傅礼士的书写构建了一套完全反向的逻辑体系。如果说洛克的核心命题是“书写构成体验”，那么傅礼士的书写底色则是行走催生书写。穆尔克在书中精准界定了傅礼士书写的本质功能，这段论述构成理解其文本行为的核心依据：

对他来说，行走催生书写。大地的这片区域——尤其是对他最重要的部分——基本是空白。书写是让大地成为社会存在的最根本的尝试。与大地有关的任何社会关系，无不通过那些能让他放在纸面或纸间的东西作为中介。离开书写——或者说作为另一种形式的书写的采集，由跋涉，观察和找寻组成的岁月将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书写把这些体验带入定义他的社会圈子：其中最重要的是资助其考察的科学和艺术圈子，以及使这一切具有意义的家庭。（119页）

这段引文点明了傅礼士书写的底层逻辑，也锚定了他与洛克书写行为最核心的分野。在傅礼士的认知世界中，二十世纪初的滇西北高山是一张社会性的白纸：这片土地拥有完整的自然肌理与本土纳西社群，但在欧洲科学、艺术与资本构成的外部社会圈层中，它是未被命名、未被归类、未被纳入知识体系的空白地带。这也是傅礼士书写的终极动因——书写并非为了阐释自我精神或解读本土文本，而是为空白的大地赋予社会性身份。

植物学家傅礼士

在因果关系上，傅礼士严格遵循身体体验在前，文本生成在后的单向路径。他所有的书写都源于真实的山野跋涉、实地观察与物种搜寻，行走是书写的唯一源头。不同于洛克以既有的文本范式、分类体系、文字思维预先框定山野体验，傅礼士是在无前置文本参照的空白山地中行走，再将行走所得转化为纸面内容。对他而言，没有翻越雪山、穿越河谷的身体实践，就不存在后续的书写行为，体验是前置的客观事实，书写是后置的转化工具。

穆尔克提出的“采集是另一种形式的书写”，精准概括了傅礼士工作的核心特质。相较于洛克分化出笔记、信件、日记、译著等多元文本形态，傅礼士的书写高度统一、功能纯粹：标本采集、物种记录、田野名录，共同构成他的书写整体。物理形态的植物标本，是刻写在自然实体上的文字；纸质的考察记录，是描摹在纸页上的山野镜像。二者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对空白大地的首次铭刻。脱离了这种书写与采集，傅礼士数十年的荒野跋涉只是无意义的身体漂泊，无法进入欧洲的社会圈层，也不具备科学与社会价值。

从书写的服务对象来看，傅礼士的书写具有强烈的外向工具性。他的文本与标本，核心作用是打通滇西北山野与欧洲资助圈层的联结。通过纸面的记录、实体的标本，遥远的空白山地得以进入资助人的视野、植物园的收藏体系、欧洲艺术与科学的流通网络，原本孤立的高原自然空间，由此转化为可流通、可讨论、可占有、可研究的社会性存在。同时，书写也连接着他的私人家庭圈层，让荒野中的行走经历获得私人维度的意义支撑，这与洛克向内探索自我、解读本土文明的书写目的形成鲜明反差。

当我们顺着穆尔克铺展的“纸路”回溯整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南探险史，便会发现，《纸路》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增补几段植物探险的轶事，或是厘清两位植物猎人的学术脉络，而在于它撕开了被近代博物叙事长期遮蔽的褶皱，让我们重新理解“书写大地”这一行为的深层重量。从1906年傅礼士踏入雪嵩村的第一步，到1950年洛克仓促告别雪山的最后一瞬；从赵成章带领纳西向导踏遍横断山脉的身体跋涉，到洛克、傅礼士两种相悖却互补的书写实践；从具象的山野行走，到抽象的纸页档案，这条贯穿时空的纸路，打通了自然与社会、身体与文本、西方与边陲、显性学者与隐性合作者之间的壁垒。穆尔克提醒我们，所谓“大地之书”，从来不是一本天然存在、等待人类客观阅读的典籍，而是由无数行者、记录者、译介者以脚步为笔、以纸页为媒，共同镌刻、修订、续写的复合文本。

纸会泛黄，标本会枯朽，行走的脚步终将停歇，但大地永远敞开书页。《纸路》最终留给读者的，是一种谦卑的观看方式：唯有铭记所有书写者的痕迹，兼顾身体的体验与档案的抽象，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这本厚重且永远未完的大地之书。

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