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一带，枪声和产妇的呻吟声交织在山沟里。军医李治背着药箱赶到临时救护点时，面对的并不只是伤员，还有随时可能中断的手术、短缺的药品，以及一条条不能耽误的人命。
李治原名李圣治，1899年出生于江西永新。父亲是清末秀才，原本盼他读书入仕，或者继承家业。真正改变李治人生方向的，却不是书本，而是1913年永新爆发的霍乱。
那场灾难中，李治亲眼看着同窗病亡。乡里缺医少药，许多人只能眼睁睁等着病情恶化。少年李治受到强烈震动，逐渐明白，读书若不能救人，便难解眼前之急。他向父亲提出学医，起初遭到反对，父子为此争执不休。
后来，父亲还是接受了他的选择。李治把名字改为“李治”，将治病救人作为一生所求。1924年，他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1928年毕业后在南昌行医。无论官员还是贫民，只要到了诊所，他都认真问诊；实在拿不出钱的，诊费和药钱一并免除。
1930年，张辉瓒部队经过南昌，李治被征入国民党军队，担任军医。同年年底，张辉瓒部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失败，李治随部被红军俘虏。红军了解他的医术和为人后，没有把他当普通俘虏处置，而是安排他进入红军医疗系统。
李治留了下来。对他而言，身处哪支部队并非最重要，能不能把伤员救回来，才是实在事。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红军第一医院院长。战地条件极差，他却坚持查体、询问病史，甚至亲自观察患者排泄物，以免把普通腹泻误诊成其他疾病。
真正让他在军中声名大振的，是罗瑞卿的重伤。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罗瑞卿面部中弹，子弹穿过口腔，伤口严重出血。前方医生用银元压迫止血，转送途中又发生感染，抵达后方时，罗瑞卿已经十分危急。
有人甚至开始准备棺木。李治没有放弃，和叶青山一起处理伤口，缝合血管，复位关节，并设法控制感染。手术器械简陋，风险却极高。罗瑞卿最终活了下来，后来曾感慨，若没有李治，自己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这一仗让李治被更多人认识。但他并未停留在个人医术上，而是着手培养医护人员。他翻译、研读医学资料，编写教材，开办培训班，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尽量教给战友。陈赓曾拿血压计与他的切脉判断相比，结果相差无几，这件小事在军中传开后，成了人们谈论李治医术的趣闻。
长征途中，他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干部、战士、家属，谁有病都可能找到他。1935年，周恩来在毛儿盖一度高烧不退并陷入昏迷，李治判断病情并非普通疟疾，而与肝脓肿有关。他和王斌等医生反复研究，采用穿刺等办法明确病情，再进行引流处理，周恩来才逐渐脱离危险。
还有一次，部队行军作战期间，陈慧清难产。敌情逼近，后卫部队正在阻击，李治只能在极其紧张的环境下接生。枪声没有停，救治也不能停。经过处理，母子终于平安。贺子珍在贵州生产时，李治同样参与了接生，临时草棚便成了产房。
林彪也曾因长期腹泻找到李治。当时林彪的病拖了几天，心里着急，便带着几分玩笑说：“给你一天时间，把我治好。”李治没有顺着话说，而是回答：“病情不同，不能先下保证，得看具体情况。”这句话看似平常，却体现了他的行医原则：不迎合，不夸口，诊断必须建立在实情之上。
李治后来回忆，军中干部常把病情说得轻描淡写，医生若只听表面，很容易误判。尤其在行军和作战时期，小病可能迅速恶化，治疗更要随机应变。林彪的腹泻究竟如何痊愈，史料记载并不详尽，但这段对话，确实留下了李治谨慎务实的一面。
在延安时期，李治与毛泽东、贺子珍来往较多，也曾为中央领导和家属诊治。长期劳累、营养不足之下，他自己反而病倒，高烧不退。毛泽东得知后，派傅连暲为他看病，还托贺子珍带去一篮鸡蛋，并写下纸条：“李治不能死！”
这张纸条后来被李治保存下来。它不是对医术的奖赏，而是战友之间最直接的牵挂。李治当时也表明，自己还要给部队治病，不能就这样倒下。
1950年，刘伯承筹建军事学院，考虑到学校医疗力量薄弱，邀请李治负责卫生工作。李治到任后发现，机构虽已设立，器材和经费却远远不够。他只身前往北京，请求毛泽东解决困难。警卫要求卸下武器时，双方一度僵持，毛泽东得知来人是李治后，当即表示：“带枪也让他进来。”
李治说明情况后，提出需要一笔经费购置器材。毛泽东问清数额，决定给予更大支持，并要求把卫生工作办好。对这位从旧军队走进红军、又在战火中救治无数伤员的医生而言，医疗器械背后，是军队建设中一项不能缺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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