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晖：在信息洪流中，把事实讲清楚

50岁以后，朱文晖不再每星期踢两场球。年轻时，他踢后卫，后来踢中场，再后来靠在门前“捡漏”进球。如今，他很少再下场，甚至会劝身边的同龄人不要轻易跑马拉松，“对膝盖的损伤太大。”人过中年，他越来越懂得要分配精力，“运动不能过度，否则容易出问题。”

唯一没有减少的，是工作。

作为凤凰卫视评论员，他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看新闻，习惯性的。微信群、朋友圈、网站、报纸，依次浏览，交叉核实。接着要和编辑开会，讨论当天的节目内容。下午4点开始化妆，大约25分钟后录制《金石财经》；晚上6点50分左右，他又坐进演播室，为直播节目《亚洲财经透视》做准备。

两档节目中间有一个多小时的空当。朱文晖很少闲着，他会趁着这个时间，把节目里的观点重新包装一下，录成音频发给编辑，再加工成头条文章。等直播结束，通常已经是晚上七点半。

“我现在没有业余生活了。”电话那头，他轻笑一声，“每天做完节目，老老实实回家吃点最简单的养生餐，再看看东西。”

这样的节奏，他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2005年加入凤凰卫视时，36岁的朱文晖是台里最年轻的评论员。《军情观察室》的主持人马鼎盛曾开玩笑说，他把凤凰卫视评论部的平均年龄拉低了两岁，评论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牌子，差点让他拆掉。

那时候，曹景行、何亮亮、石齐平等人，构成了凤凰卫视评论部最鲜明的时代印记。20年过去，他们中有的人已经离开，当年的“年轻人”朱文晖则成了评论部的中坚力量。每天一档录播、一档直播，赶上石齐平休假，他还得代班《石评天下》。

从电视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人工智能时代，评论员面对的信息越来越多，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留给他们判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作为凤凰卫视承上启下的一代评论员，朱文晖每天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信息洪流中，把事实讲清楚。

他评价自己的职业，“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份普通的工作。”

〓 朱文晖

把事实讲清楚

在朱文晖眼中，评论员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把事实讲清楚”。

“评论就是你怎么去分析它、判断它，和观众分享你的分析过程和判断过程。”他说。如果想再做得高明点，就要提供一些所谓的内幕，“多看西方的报纸。”对看不准的大事，尽可能多联系当事人或者知情人士。

这些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几乎成了他的固定读物。平均每天读五到十篇文章，读得多了，他不仅熟悉每位专栏作家的写作风格，甚至一看署名，就大概知道作者会从什么立场切入、背后“站”着怎样的意识形态。

但真正吸引他的，并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那些藏在文章里的历史细节。

朱文晖随口举了个例子：“我们都知道1971年尼克松收了税、取消了金本位，但美元霸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涉及到了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我们只知道基辛格当时搞穿梭外交是稳定中东，但是没看到基辛格布了另外一个大局，就是石油美元。”

这与他过去接触到的金融史叙事并不一样。于是，顺着这条线索，他继续查资料，厘清了基辛格如何游说沙特用美元作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以及沙特阿美公司的股权如何逐步回归沙特的历史逻辑。

在他看来，只有把这些背景弄清楚，才能真正理解今天沙特的战略布局，以及国际金融秩序为何会演变成今天的样子。

“这些都是我从报纸上看来的。”朱文晖说。他是搞经济学研究出身的，有积累，“所以能看得明白，能够去寻找，找着找着就找出一个新的东西来，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变成评论。”

但有时，当重大突发事件降临时，评论员面对的往往是“无米之炊”。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朱文晖本来在录制另一档节目，突然被拉进直播间，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他回忆那会儿压力很大，“我既不是地质学出身的，不懂地震，前方也没消息。”

如今，比起20年前，信息已经不再稀缺。一旦有突发事件，手机推送铺天盖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评论员的工作变轻松了。

“很多自媒体（的信息）是不真实的，讲得乱七八糟，得核实。”他说。比如伊核谈判出现新进展，自媒体很快就会出现各种版本；又比如此前有报道称，乌克兰依靠美国某公司的无人机系统打击俄罗斯后勤，他一眼看过去就觉得“不靠谱”。“如果真取得那样的战果，绝对不会这时候拿出来说。”朱文晖后来进一步查证，发现相关技术果然还远没有成熟。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到什么时候该发生什么事，我大概一眼看过去，90%就能判断出来。”他说。几十年积累下来，他的脑子里慢慢形成了一幅“动态图”。

面对越来越流行的AI工具，他同样保持着警惕。

“我不怎么用AI，对于AI搜索出的内容，我是很谨慎的。”在他看来，AI搜出来的大部分东西反映不了现实，鱼龙混杂。在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取的今天，他反而越来越相信那些看起来有些“笨”的办法——多看原始报道，多找不同来源，相互印证，反复核实。

时代变了，传播方式在变，但对朱文晖而言，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演变，做评论的底线始终是

“实事求是，把事情讲清楚”。

被时代和命运推着跑

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朱文晖常常觉得，人是被时代和命运推着跑的。

他是198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考文科状元，报了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年，人大世界经济专业收分特别高，全班40个学生都是各地高考的前几名或保送生。

“我们进了学校之后，头两年，每天学英文。一进门第一节课就是美国老师教的，他一个中国字不会，我这种广西来的同学根本听不懂。但北京的孩子就比较厉害，他们都听得懂。”朱文晖回忆，大学四年糊里糊涂学了两年外语、两年数学，“根本没空去想以后要干什么。”

本科毕业后，他进入人大的“福特班”攻读研究生，接受系统化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后来，班里一半同学都选择前往美国深造，朱文晖因为不想再花家里的钱考托福，于是在1994年选择了去香港理工大学工作，从事对中国经济和内地（大陆）、香港与台湾的研究。

朱文晖认为，这些决定并没有太多传奇色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生很少，研究生更少，自主选择性很弱，就是有个什么机会，顺理成章就去了。”他说。

加入凤凰卫视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早在1999年凤凰卫视刚推出评论节目《时事开讲》时，朱文晖就经常受邀担任节目嘉宾。几年后，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期间，接到了凤凰卫视递来的橄榄枝。

真正促使他作出决定的，是离开美国前的一次谈话。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中文非常好，也经常帮朱文晖修改论文。临回国前，朱文晖问他：“我想回去做新闻，行不行？”

卜睿哲回答：“很好啊。”

理由很简单。卜睿哲介绍，在布鲁金斯学会，很多研究者都是做新闻出身的。他们未必是某个领域最顶尖的专家，却能够把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联系起来，向公众解释世界。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这段经历，对朱文晖影响很大。

过去学经济，他更多关注的是市场、产业和金融；到了布鲁金斯，他开始接触一种更大的分析框架——Grand Strategy（大战略）。在这种视角里，是从全球霸权的维度看世界，经济、外交、军事、能源、科技，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学科，而是同一盘棋上的棋子。

这种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很快变成了评论员朱文晖的表达方式。后来，无论分析中美关系、全球产业链，还是国际金融秩序，他都习惯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观察。

刚到凤凰卫视评论部时，他是最年轻的评论员，与几位“40后”“50后”同事挤在一间办公室里，每人一张桌子，中间甚至没有隔板。因为学经济出身，他最初主要负责财经与宏观经济话题。刚开始面对镜头时，他也经历过脑子短路、需要提词板的阶段，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很快就能在节目中挥洒自如，分享自己的观点。

某次参加活动，一位企业家问他，从做学问到做新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朱文晖说，做学问是写好几百页的论文来论证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做新闻就是把大道理讲得很清楚，让老头老太太都能听明白。

那几年，他深切体会到了凤凰卫视的影响力。“2008年9月的某个下午，做完节目之后，一个嘉宾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北京某领导打过来的。领导问得很直接，就是刚才节目中提到的相关话题。嘉宾借用我桌上的电话，跟对方聊了两个小时。”

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节目“有人在看，有重要的嘉宾在看”。之后在做节目时，对于那些正在发生的重大新闻和事件，他都有了一种近距离的参与感。

2025年，朱文晖在做专题讲座。新媒体时代，他依然保持着电视评论员的克制，“不喜欢夸张”，也不赞成“语不惊人死不休”。

没有终场哨声

谈及如今的行业环境，朱文晖直言，传统媒体都处在巨大的冲击中。

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新媒体的力量，是在B站。

大约四五年前，身边的人陆续开始做自媒体，他也尝试注册账号，把电视节目里的内容换一种方式讲出来。

那时，俄乌战争尚未爆发。根据双方军事部署、能源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朱文晖判断，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后来，局势的发展与他的分析基本一致，不少网友跑到评论区留言，称他是“预言家”。一天之内，账号涨了五万粉丝。

这两年，他又开始在头条发文章，“和做节目一样，都是夹叙夹议地分享自己的看法。”

相比电视，自媒体反馈更快，也更加直接。

朱文晖渐渐发现，评论区不仅是观众表达意见和情绪的地方，也会成为新的信息来源。比如讲芯片产业时，网友会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他则顺着这些线索继续核查，补充自己的知识体系。

传播方式变了，评论员与受众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的表达方式。

他依然保持着电视评论员的克制。自媒体平台往往崇尚夸张风格和情绪化表达，但他“不喜欢夸张”，也不赞成“语不惊人死不休”。

流量常常出人意料。一篇分析中东局势的文章，有30万人阅读；欧洲领导人民调下降，有80多万人关注；而认真分析一位政治人物的文章，却可能只有几百人阅读。

“不用去琢磨。”他说，“反正觉得这事该说，我就说。”

谈到当下的评论工作，朱文晖坦言，有两个地方最具不确定性：一个是股市与股民的心态，人性的贪婪与恐惧永远难以预测；另一个则是高度不确定的政治人物，比如特朗普，“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因此他在评论时，始终坚持留有三分余地，不轻易笃定做预测，“因为预测总会出错。”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热点与经济话题，身在香港的朱文晖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的视角。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他建议大众“多走，多看，少抱怨”。朱文晖觉得，看经济问题不能光拿最辉煌的房地产高峰时期去比，也不能单看国外股市涨得厉害就断定国外好，而是要穿透几百年的全球经济史来看待变迁。

除了看报纸、做节目，朱文晖很喜欢在淡季去新疆等地旅行。从早年看着阿勒泰的道路建设、冬季旅游兴起，到深入南疆走访，他总是习惯性地用评论员和经济学者的视角去观察现实，“一眼就知道这个地方发展到什么水平，一吃饭一喝酒，跟当地官员、企业家聊几句，就能看出社会变化、民族关系和真实的经济发展。”

无论面对充满变量的国际局势，还是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朱文晖始终保持着这份基于常识与实践的理性。不盲从、不夸大，在动荡与变化中为观众提供一份清醒、客观的参考。

来源：《凤凰周刊》“凤凰之路”系列专栏

记者：杨溪

编辑：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