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韩先楚晚年回忆与他搭过班子的政治委员时，曾这样评价袁升平：“袁升平为人品德很好，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平易近人。我们合作很好。”这句朴素的评价背后，是一段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深厚默契。
1949年底，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交给第四野战军，具体由韩先楚任军长的第40军和袁升平任政委的第40军执行。
韩先楚是“旋风司令”，打仗猛、性子急，不喜欢拖泥带水；袁升平稳重细致，善于做思想工作。两种性格放在一起，有人担心会不会“水火不容”。
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搭档。但困难是真实存在的。解放军没有海军，没有军舰，手里能用的只有帆船。用帆船去打军舰，这在军事教科书上是不存在的战例。
国民党军有军舰封锁琼州海峡，最窄处也有近二十公里。40军和43军的官兵大多来自北方，很多人没见过海，一上船就吐得昏天黑地。海南岛上有国民党军约十万人，由薛岳指挥，构筑了号称“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
面对这些困难，有人提出：等苏联的援助到了再说，等有了现代化装备再说。但韩先楚和袁升平均认为：不能等。基本判断是，如果等下去，国民党军的防御会越来越完善，等到夏季台风季来了，渡海更是遥遥无期。
袁升平做的第一件事，是解决战士们对海的恐惧。袁升平没有开会讲大道理，而是做了一件事：脱鞋，下海。那天海边的气温不高，海水有些凉。袁升平把鞋脱了，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一步一步走进海水里。
走到齐腰深的地方，他回头朝岸上的战士们喊：“下来！海水不咬人！”这个画面比任何政治动员都管用。政委都下水了，战士们还有什么好怕的？一个个都跟着下了水。
接下来是训练。袁升平和韩先楚分工明确，韩先楚主抓战术和作战方案，袁升平主抓政治动员和思想工作。他们在海边搭起帐篷，和战士们一起住。白天练登船、练划船、练海上射击、练抢滩登陆。晚上研究潮汐表，研究风向规律，一遍遍地推算最佳渡海时间。
最难解决的是晕船问题。北方战士从来没坐过船，一上船就吐。袁升平想了个办法：让战士们在岸上用绳子拉着一艘船来回走，模拟海上的摇晃。这个办法很土，但有效。慢慢地，战士们开始适应了，吐的次数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袁升平抓了一项对战役至关重要的工作：政治审查和思想整顿。40军是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在东北作战时补充了大量新兵，包括一些国民党军俘虏。
这些人能不能在渡海作战中靠得住，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袁升平亲自抓这项工作，对部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政治审查，同时深入进行思想教育，让每一个战士都明白这场战役的意义。这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战斗力保障。
1950年4月16日，大规模渡海作战开始。靠着扎扎实实的准备，大部队于4月17日全部登岛。4月23日，解放海口。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
用木船打军舰，用帆船渡海峡——这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头一回，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战例。而在这场奇迹的背后，袁升平作为政治委员，从解决“怕海”到组织训练，从政治审查到思想动员，从参与决策到亲临前线，做了大量细致而关键的工作。
而韩先楚称他是“好搭档”，绝非客套。正是这种军政配合、刚柔相济的默契，才让一支不习水战的北方部队，跨越天险，解放了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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