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最难改变的就是这四件事情

王安石变法值得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并非是“新法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一个初衷很好的改革为什么会成为大家都不满意的结局呢？

公元1069年的秋天的时候，王安石四十八岁了，在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宋神宗的权力中心。十几年前他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里所提出的改革建议现在可以实行了。到1086年去世之前，他已经看到了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等等都被取消了。

临死之前听说新的法律要被废除，于是说道：“也罢到此为止吧。”

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失望和无奈的情绪。王安石并不是看不到问题的存在，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最棘手的事情而无法解决。

第一，改革必然会触及到现有的利益关系。

北宋时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常常要向当地的豪强借钱或者借粮食。民间借贷的利率非常高，有的高达六成到七成之间，严重的还会出现借一还二的情况。青苗法本来的意思是政府给农民发放贷款，并且按照20%的比例来收利息以减轻农民对于高利贷的依赖。

就政策的设计而言，并不荒谬。但是问题在于地方豪强的利益受到损害了，而这些豪强不是和官府没有关系的外在群体。他们家人的孩子、亲戚以及学生，在官场上担任各种职务的人很多。

文彦博曾经对宋神宗说过这样的话：陛下和士大夫治理国家，并不是同老百姓一起治理国家

这句话之所以让人感觉不舒服，就是因为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态度：政策可以改变，但是不能随便触动士大夫的利益。

改革者的敌人并不是公开反对的人，而是一些处在体制内的有身份、有关系、有发言权的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一般都会以“祖宗留下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来加以反驳。理由不一定都是虚假的，但是利益是存在的。

关于教育、就业和资源配置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关系网不一定要有明显的优势表现出来，它可以存在于学校的选择、职位的推荐、项目的背书以及信息上的差异之中。表面看来大家都处于竞争状态中，但是有些人的优势比较明显，并且容易得到别人的协助。

第二，中央的设计不能直接产生基层的效果。

青苗法开始时规定了贷款利率是2%，并且要由农民自己主动去申请。但是到地方之后，执行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有些地方加大了实际负担，有的按照季度来催收，还有的直接摊派出去。不管农户要不要用，都要先借上一笔，在年底的时候把本金和利息一起还回去。

这样下来，救济措施就变成了强制收费。地方官员可以用此来树立政绩，基层吏员就有了操作的空间，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王安石在汴梁可以制定法律，但是很难去管几千里外的一个县吏是怎么填表子、怎么收税款的事情。不管改革文件多么详细周到，也无法避免被逐级放大。

这并不是只有古人会遇到的问题。今天的许多改革也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央的方向很清晰，但是地方在落实的时候出现了拖延、变通或者形式主义的现象。企业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材料齐全但是久拖不决的情况；新的政策已经出台，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一直没有公布出来。

问题并不只是执行者的水平不够高，而是他的利益和改革的目标不一致。假如一个人做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还要独自承受所有的后果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选择不做或者做得很少。只要求基层“顾全大局”一般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

第三点就是不要把希望放在人的品质上面。

王安石和吕惠卿之间的关系就是新党的内部发生的变化之一。在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吕惠卿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很大，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都是和他一起讨论决定的。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免宰相职务之后，吕惠卿就接替了他的职位，但是很快就开始排斥王安石原来的官员，并且用以前写给老师的信来攻击老师。

等王安石再回朝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很不好了。后来吕惠卿被编入《宋史·奸臣传》中。

这件事情当然和个人品德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阵营里也存在着权力之争。共同的目标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但是职位的变化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之后，原来的朋友就会成为敌人。

成熟的政治体制是不会假定每个人都是无私的。官员会有晋升的压力、部门有保持自己权力的需求、地方政府要考虑开支问题、个人也更关心自己的家庭与未来。改革只有依靠“讲政治”、“顾大局”，才有可能在重要的地方不出现偏差。

更好的方法就是把个人的利益、考核的标准以及公共的目标三者结合在一起。商鞅以军功授爵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张居正则通过考成法来约束官员的行为，而现代组织中所采用的绩效激励、税收优惠以及股权分配等手段，其实都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即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但是可以让普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实现一些公共的目标。

第四，改革最后还是要解决一个公平的问题。

王安石很早就提出过关于抑制土地兼并以及救助贫困弱势群体的问题。青苗法、免役法等等的各种办法都有所争论，但是其中的一个大方向是十分明确的：即不能使财富、机遇与风险长久地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公平不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而是使普通人付出的努力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农村孩子的学习如果很刻苦的话，就应该有资格去上好的学校；小企业的老板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竞争；劳动者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并不会因为一次事故而丧失所有的经济来源。

到2024年公布出来的收入差距的数据依然表明社会分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近几年来有关于义务教育、异地高考、大病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整治等方面的政策都涉及到的是教育资源与机会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均等化。

但是政策本身并不能代表公平已经被实现了。重要的就是优质的资源获取的过程是不是公开透明的、规则能不能让普通人都能看懂、弱势群体有没有稳定的发展通道。

王安石变法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失败”。1094年，在宋哲宗亲政之后，新的政策又有一些被恢复了。但是北宋仍然没有解决好财政、军事以及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性的问题，并且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覆灭。

王安石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改革太急切，而是因为他低估了利益方面的阻力，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且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但是这不等于说改革就没有意义了。许多政策之后又不断出现，表明这些政策所涉及的问题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或者文件都不能成为领导者。

改革要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防止基层变质、限制权力竞争以及使普通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的好处。缺少任何一个环节，该政策就会背离它的初衷。

九百多年以后再来看王安石的时候，最应该记住的就是他属于哪一派别，并不是说他是新党的人就一定好，或者说是老党的人就一定不好，而是在于他的现实警示：改革旧有的体制不容易，制定新的体制也做不到位，在各种各样的层次、利益以及人性面前使一个制度长久地存在下去才是最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