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4年，黑龙江省的总和生育率约0.71，相当于一对夫妻平均只生0.71个孩子；2025年，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66。这意味着，这两个地方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韩国（0.80）和新加坡（0.87）。
但这两个地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居民收入上，都迥然相异。
从经济上看，2025年，上海GDP为56708.71亿元，人均GDP为228,434元，位列全国第二；黑龙江GDP为16878亿元，人均GDP55,980元，在全国倒数。可以说，两地在经济上，分处全国经济梯队的头尾两端。
从居民收入水平看，2025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1987元，是全国唯一突破9万元的地区，居全国首位；黑龙江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851元，在全国位列第26位。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上海是黑龙江的2.8倍。如果做一个全国比较，2025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377元，上海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12%，黑龙江则低于全国平均约24%。
这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在经济上处于全国一首一尾的两个地方生育率都如此之低？
这当中可能涉及到很多因素，如上海和黑龙江都是中国最早、最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之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深远等。这些因素就全国而言，其实也是共同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
但在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种解释：生活成本或生育成本。这两个地方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目前的经济走势也不尽一样，甚至在人均收入上也存在巨大差距，但两地的共同特点是生活成本或生育成本在全国都处于高水平。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生活成本指的是广义生活成本，即家庭为维持体面生活并养育孩子所要付出的全部代价，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于其收入、保障和未来预期的压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好的地方生育率很低，经济状况不好的地方生育率也很低。
这里所说的广义生活成本大体可以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成本，上海是钱多但花得更多，黑龙江是钱少但更不够花。第二，时间成本，上海的生活节奏快，黑龙江由于人口外流，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第三，机会成本，尤其是对女性职业轨迹的影响。第四，心理成本，养育已经从幸福体验变成了竞争项目。第五，预期成本，经济繁荣时，人们担心竞争太激烈；经济衰退时，人们担心未来没保障。
有人会说，这不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吗？这得分两个层面来说。
第一，上海与黑龙江的广义生活成本均高于全国水平。上海是高收入下的高绝对成本，2025年上海人均消费支出达54,765元，全国第一，是全国均值的1.86倍；房价收入比约21倍，居全国最高一档；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总成本超过101万元，月均分摊4,751元，均为全国之最。即便是普惠托育，月费约3,000元，也占居民月收入的近四成。
黑龙江则是低收入下的高相对成本。2025年，黑龙江人均消费支出约24,431元，绝对值不高，但对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2,851元，消费占收入比高达74.4%，远超上海的59.5%和全国平均的68%。更关键的是，东北地区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达18.8%，为全国最高。托育费用虽仅约858元/月，但占收入比例仍超三成。
第二，广义生活成本高确实是全国普遍性问题。我们把上海和黑龙江专门拿出来讨论，绝不是为了讨论这两个极端地方的特殊性，而是想看看两个情况迥然相异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个共性的地方就是广义生活成本高。而根据其他地方乃至全国的材料看，这个问题绝不是仅仅存在于上海和黑龙江，而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明确这一点，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生育问题已经非常严峻。在过去五年间，每年出生人口从1062万降至792万，累计减少270万，降幅约25.4%。同期，总和生育率从1.15降至1.03，远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从上面对上海和黑龙江两个案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形成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广义生活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只靠发点钱给点补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唯一的办法是采取综合措施降低广义生活成本，而这可能需要必须的社会变革，包括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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