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逃离巴黎，去往廷巴克图

《去往廷巴克图：穿越撒哈拉的非洲之旅》，妮娜·索维奇著，张磷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出版，295页，68.00元

廷巴克图（Timbuktu）不止一个，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和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廷巴克图，撒哈拉沙漠西南部的一座历史名城。一方面，廷巴克图在十四至十六世纪曾是西非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被誉为黄金与智慧的交会之地，因位于连接尼日尔河与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枢纽节点，成为西非与地中海地区之间最重要的商品如黄金、盐、象牙和奴隶的集散地。同时，在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统治下，廷巴克图又是一个伊斯兰学术重镇，曾吸引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数万学生。由此，廷巴克图的许多私人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古老手稿，内容涵盖天文学、法律、医学和哲学，是研究非洲前殖民历史的无价宝库。这座仿佛定格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点的沙漠古城，拥有多座中世纪的精美泥砖清真寺和众多苏菲派圣徒的陵墓（“333圣人之城”）。另一方面，昔日荣耀早已消散，今天真实的廷巴克图主要是黄沙中的废墟，挣扎在政治动荡、沙漠化和极端贫穷的时代旋涡里。

廷巴克图的清真寺

然而还有第二个廷巴克图，那就是西方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廷巴克图。一方面，十四世纪前期马里帝国黄金产量举世无双，第九任皇帝曼萨·穆萨（Mansa Musa）朝圣时挥金如土的故事传到欧洲（《时代》杂志2015年发布“史上富豪排行榜top10”榜单，穆萨排在榜单第一位），使廷巴克图被描绘成一座“屋顶由纯金铺就”的城市，如同传说中的黄金之国（el dorado）。财富神话极大地刺激了后世的欧洲人，十九世纪为数众多的西方探险家不顾生死深入非洲腹地，只为找到廷巴克图。由于太难抵达，欧洲人视廷巴克图为探险家的终极挑战，巴黎地理学会甚至悬赏一万法郎给第一个到达廷巴克图并活着回来的非穆斯林，这种征服欲使得廷巴克图被极度神化，成为西方英雄主义和探险精神的一个地理坐标。由此——另一方面，这个地名代表着“遥不可及”（“和月亮一样远”），英文俚语表示“天涯海角那么远”的一个说法是from here to Timbuktu，意指超乎想象的远方。于是，廷巴克图又意为虚幻传说之地、并非真实存在之地，和亚特兰蒂斯、香格里拉差不多。

画在地图上的曼萨·穆萨

可以说，西方文学和流行文化中的廷巴克图，处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模糊地带。它既是位于马里的一座真实古城，又是西方人心目中那个“地图结束、传说开始”的神秘终点。这就是为什么尼娜·索维奇（Nina Sovich）把她记录自己访问撒哈拉西非多个国家的书题为《去往廷巴克图》（原文是To the Moon and Timbuktu: A Trek Through the Heart of Africa，把廷巴克图与月亮并列为旅行目的地，就是借用了廷巴克图在西方文化意象中的神秘特质），尽管她在这个旅行目的地只是轻轻一触，仅停留了三天。正如她在书中一再暗示加明说的，廷巴克图更像是一种心理寄托——它是那些渴望逃离平庸生活的灵魂所追求的、那个最远最纯粹的彼岸。

的确，这本书是关于“逃离”主题的。简单地说，这本书记录了索维奇独自穿越西非的旅程，而她踏上这一旅程，就是为了逃离巴黎生活的枯燥与婚姻日常带来的束缚。按照她的解释，她深入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等荒凉地区，是为了在极端的孤独与艰苦中重寻自我。书中详述了她在撒哈拉沙漠的多次惊险经历，穿插对往事的深情回溯，身体移动的同时也展开了头脑风暴，探讨自由的真谛、女性在异国文化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对“家”的复杂情感。很显然，这本书不仅来自对外部异域物理世界的猎奇观览，更是个人内在蜕变与精神觉醒的心灵探险；不只关乎地理空间的长距离跨越，更关乎一场不加滤镜，甚至有些残酷的向自己内心深处的远征。索维奇以细腻而诚实的笔触，记录她在西非沙漠中的苦旅，以及她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的多重身份——女儿、妻子、记者以及未来的母亲——达成和解。

1972年，索维奇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新迦南一个境况优渥的家庭，在本地读完中小学（高中时曾到埃及旅行）。1990年，进入马萨诸塞州著名的七姐妹学院之一的曼荷莲学院，主修哲学和英语。1994年大学毕业，随即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做研究一年。之后，到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生活了两年，其间学习阿拉伯语，并为以色列议会的一个阿拉伯议员工作。后来，作为记者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埃及的开罗等地，为《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新闻机构工作。1999年，回到美国马萨诸塞州，进入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两年后获得人权法与欧洲研究的硕士学位。毕业后不久，索维奇在波士顿遇到了法国人弗洛伦特（Florent），四年后两人结婚。婚后她随丈夫定居巴黎，并开始为道琼斯通讯社工作，担任财经记者，开启了许多人都会羡慕的安稳生活。

可是，完美的丈夫、充满柠檬清香的公寓、体面的工作和丰裕的生活，似乎仍不能填满索维奇内心那个黑洞，甚至相反，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巴黎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她看来，巴黎是一个极度讲究规范和从众的地方，生活节奏虽然缓慢，但充满了评判。例如，面包师会对顾客未打理的头发侧目，邻居会对她穿拖鞋表示惊讶，如果女主人没有准备开胃菜，客人会觉得“很奇怪”。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让她觉得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她很爱丈夫，但她又深感自己难以适应“完美法国主妇”的角色。她曾尝试融入法国文化，学习繁琐的法餐烹饪（如红酒烩牛肉），但这种生活让她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损耗”，逐渐失去真实的自我，她甚至描述为“迈向死亡的缓慢进军”，感到极度窒息。同时，作为路透社和道琼斯财经记者，她的工作被极度量化，报道的发布时间甚至以“秒”来计算，这让她感到焦虑和疲惫。这种高压、单调且缺乏人文关怀的财经报道工作，与她此前在约旦河西岸等地从事的深度社会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消磨了她的自我意识。生活压力也导致她与丈夫的关系变得疏远且紧张，夫妻间的日常争吵带有一种“精疲力竭的倦怠感”，让她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妻子”，而不是“伴侣或朋友”。她被困在了一份承诺中，失去了自由。

尼娜·索维奇

似乎是为了解释自己何以如此躁动，如此无法安定，索维奇把原因指向她那有流浪癖（wanderlust）的瑞典母亲。她小时候看到，在康涅狄格州的富裕郊区，她的母亲同样感到压抑，只能通过不间断的国际旅行来获取短暂的活力，但回家后依然陷入抑郁的循环。索维奇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是一个向往荒野和孤独的“瑞典游牧人”，继承了母亲的流浪基因和对孤独的渴望，天然地奉行“逃避主义”。正是因此，她发现巴黎稳定的中产生活与她的天性有着剧烈的冲突。在经历过开罗等地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后，她觉得巴黎的公寓异常安静和沉闷，令她产生对“寂静”的恐惧。巴黎家庭生活的安定与丰足，象征着西方生活的秩序和平庸，让她焦虑、烦躁。她无法在巴黎精致刻板的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渴望挑战，渴望拥抱原始的生命力，安定的家庭生活对她而言更像是一座“精心布置的监狱”。通过阅读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探险家如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的作品，索维奇试图在先驱身上寻找精神指引。她敏锐地察觉到，尽管现代女性拥有表面上的旅行自由，但在职业、家庭和生育的多重压力下，她们感受到的自由有时甚至不如那些穿着黑丝绸长裙穿越丛林的前辈。她需要通过独自旅行来打破这种“安稳的剧本”。巴黎无处不在的“窒息感”驱使她从童年记忆中打捞出父亲植入她脑海中的梦幻意象——廷巴克图。在父亲口中，廷巴克图是地球的尽头，和月亮一样遥不可及。对于索维奇来说，那里不仅是一个地理目的地，更是一个可以让她彻底打破现状、找回生存勇气的“虚无之地”。她决定踏上非洲大陆，不仅是为了逃离，更是为了打破母亲那种“暂时逃避”的无尽循环，从而追寻一个更加“坚固、可见”的自我。

2006年，三十四岁的索维奇在丈夫的包容与支持下，孤身一人踏上前往西非的旅途。《去往廷巴克图：穿越撒哈拉的非洲之旅》就是她这一旅程的记录与说明。

不同于某些流行的浪漫治愈系旅行文学，比如，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的《美食，祈祷，恋爱》（Eat, Pray, Love），索维奇的旅行一点也不轻快，更不存在浪漫化的异域风情。她的记录充满了不那么美好的感官细节：刺目的阳光，劣质且混有沙子的食物，需要用椅子顶住门的廉价旅馆。读者通常不会羡慕，也不会乐意重复她的某些经历，比如那次几乎导致她精神崩溃的磨难。在与一个摩尔人司机和三个渔民共乘一辆破旧的标致汽车穿越矿区边境时，她遭遇了言语羞辱和肢体骚扰。极度的恐惧让她意识到独行女性的脆弱，同时也刺破了关于沙漠旅行的英雄幻想。在廷巴克图，她发现现实与传说大相径庭。廷巴克图并非金色的城市，而是一个被沙土覆盖、极度贫穷，甚至显得有些平庸的小城。她诚实地写道，带着沉甸甸的行囊，来到这座小城，要求它赋予美感和意义，对它而言本身就是一种负担。诚实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品质。索维奇没有粉饰自己的软弱，也没有神圣化当地人的贫穷。她在毛里塔尼亚的欣盖提遇到一位委内瑞拉医生，长期孤独和高强度工作使他变得偏执且危险。这个医生成了索维奇的“警示录”：过度孤独和背离文明并不能带来自由，反倒可能唤醒疯狂。

电影《美食，祈祷，恋爱》剧照

索维奇在西非的旅行分为三段，各自独立却又紧密相关，足迹跨越摩洛哥、西撒哈拉、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旅行记录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作者对西非女性的观察与理解。在尼日尔和马里，她观察到这些社区中的女性并非西方刻板印象中的“二等公民”。相反，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领导角色，拥有财产并参与决策。在欣盖提，她与一群妇女一起染指甲，听她们大谈特谈对男人的看法。在尼亚美，她参与了非洲国际时装节，看到在极度贫困和动荡中，非洲女性如何通过美和服饰来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尊严。索维奇特别关注当地的“美学”：在毛里塔尼亚，肥胖被视为女性魅力和性成熟的象征。这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审美观，挑战了她作为一个“被时尚规则绑架的巴黎人”的认知。这些遭逢与邂逅不仅让她反思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让她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索维奇独自旅行，但在书中我们感到她并不孤独，她总是把以前的欧洲女性和她们的著作当作陪伴，在最困惑无助的时候，求助于这些勇敢的前辈。通过跨时空的心理对话、文学互文以及对自己身份的深度反思，她将过去在非洲旅行的欧洲女性先驱编织进自己的西非旅程，视她们为朋友和导师，把她们的著作当作观察非洲的滤镜。玛丽·金斯利的《西非之旅》帮助她思考冒险与科学的关系，凯伦·布里克森（笔名伊萨克·迪内森）的《走出非洲》提供了关于孤独、异国生活以及与当地人建立情感纽带的共鸣。通过分析这些前辈为何无法在独立冒险与家庭生活之间达成和解，索维奇最终学会了在“战士与妻子/母亲”的角色之间寻找平衡，从而使旅行成为她回归家庭生活的铺垫。

凯伦·布里克森著《走出非洲》

她的西非之旅两次中断，在巴黎“充电”之后又重返非洲，继续旅程。最具争议也最令人震撼的是，第三次重返非洲（这次是去尼日尔）时，她已怀孕四个月。她挑战了社会对“准母亲”行为的固有期待。在尼日尔，由于身体的沉重和孕期的不适，她改变了旅行方式：入住体面的酒店，学会放慢节奏享受当下。在尼日尔酒店经理玛米等女性的陪伴下，她感受到了一种跨文化的、源自母性的温暖和支持。这些帮助她最终完成了回归自我的西非之旅。

这本书没有提供虚假的救赎感。在书的结尾，她回到了巴黎，依然面对那台让她焦躁的咖啡机和有时显得沉闷的婚姻。但她已然不同。她已经学会如何将非洲的旅行记忆作为汲取力量的源泉，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野性。她明白，最艰辛的远征不是跨越沙漠，而是跨越内心的恐惧。索维奇的这本书不只是一部探险纪录，更是一场关于文化碰撞、女性身份，以及如何在传统社会角色中保持自我的有趣对话。作者用她的经历证明，忠于自我并不会扼杀对生活的热情，相反，它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伴侣和父母。对于那些正在经历身份危机，或是在现代生活的平庸中感到窒息的读者来说，索维奇的文字无疑具有相当对症的参考价值。

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