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山西大同街头,耿彦波即将离任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市民自发赶来送行。有人站在道路两旁挥手,有人眼含泪水。对这位市长的离开,百姓舍不得,原因并不复杂:几年之间,这座煤城真的变了样。
这样的场面,后来被不少人视为“人民公仆”最直观的注脚。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剧中李达康的形象深入人心,现实中的耿彦波也因此被广泛称作这一角色的原型。不过,严格来说,这更多是公众根据人物作风形成的联想,并非官方确认。
耿彦波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所有人接受。1958年,他出生于山西和顺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早年参加工作后,他进入山西大学干部专修班学习,常常清晨走进图书馆,直到夜深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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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办事风格:少讲漂亮话,多盯具体事。后来在灵石任职时,他注意到当地王家大院保存着晋商建筑和家族文化,便推动修缮与开发。对当时财政并不宽裕的灵石而言,修复工程投入不小,争议自然存在。
但王家大院修好之后,文化遗产不再只是尘封的老宅,也成为吸引游客、带动就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资源。当地流传的“王家归来不看院”,虽带有宣传色彩,却说明古建保护与地方经济之间,确实找到了连接点。
有意思的是,耿彦波后来在榆次任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却不是“保护”,而是“拆”。一处影响道路通行、缺少历史价值的建筑被拆除后,交通状况得到改善。他因此得了“耿拆拆”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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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称呼并不完全是调侃。城市改造往往牵涉居民生活、商业利益和旧有观念,拆掉一座建筑容易,承担由此带来的质疑却很难。耿彦波的做法,是把榆次城南的文物古迹加以整合,逐步形成榆次老城的整体格局,让零散的历史遗存重新进入城市规划。
2006年以后,他在太原工作,面对的是另一种难题:交通拥堵、城中村密集、老城功能不足。治理不能只靠修一两条路,他把主要干道、节点疏通和城市空间改造放在一起推进,并参与城中村改造、太原古县城修复等工作。
这些工程规模大、周期长,也很容易引发争论。有人担心投入过高,有人舍不得旧房,还有人认为城市不该频繁动工。耿彦波的特点,是习惯到现场看问题,而不是只听汇报。工地、道路、规划图,常常成为他一天工作的主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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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他声名大震的,是担任大同市长之后的城市改造。2008年起,大同开始大规模推进古城保护、御河治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耿彦波将御河两岸作出不同定位,河东侧重现代城市发展,河西则突出古城和历史文化资源。
大同并不缺历史。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古城墙,都是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难点在于,遗产如何保护,城市如何更新,百姓生活如何安置,三件事不能只顾一头。大同古城修复因此不是简单刷墙,而是道路、管网、建筑风貌和公共空间的系统工程。
工程推进时,质疑始终存在。有人担心旧城改造破坏原有生活,也有人认为仿古建筑太多。耿彦波承受的压力不小,却没有因为外界称呼而停下。熟悉他工作状态的人曾形容,他经常天未亮便出门,深夜仍在处理事务,身体不适也不愿轻易离开现场。
面对采访时,他曾表达过类似意思:“当干部,不能只图自己轻松,城市的事总得有人去做。”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很符合他的处事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怒斥昏官”视频和具体对白,经过剪辑、转述后版本很多,不能把所有台词都当作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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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3年前后,大同古城及相关景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城市面貌和旅游知名度明显提升。耿彦波离任时,市民自发前来送别,挥泪挽留的场景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工程完成,更因为许多人亲眼见过他在争议中推进工作。
他后来回到太原任职,继续处理城市建设事务,2019年辞去太原市市长职务。耿彦波的经历当然不能被简单概括成“只要敢拆就能发展”,城市建设必须尊重规划、财政规律和群众利益。但在不少市民心中,他留下的最鲜明印象仍是:愿意担责,肯下现场,做事不绕弯。
百年地方治理史上,能让百姓在官员离任时自发相送,绝不是一张宣传海报能够换来的。王家大院、榆次老城、太原道路和大同古城,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手中的权力,究竟有没有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看见、感受到的城市变化。耿彦波给出的答案,写在那些被重新修整的街巷和送别的人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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