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春，北京西长安街，公务员丁宝林第一次替周希汉整理家用账目时，桌上没有什么贵重物件，只有几张票证、几包香烟和一本用得发旧的账簿。最醒目的，是一家人的伙食标准：周希汉每天八角，夫人六角，孩子四角。
这组数字看起来琐碎，却让丁宝林记了很多年。它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为了做给旁人看，而是周希汉对家庭开支早已定下的规矩。职务可以变化，住处可以变化，家里的饭钱却不能随着身份水涨船高。
周希汉是湖北麻城人，参加过黄麻起义，走过长征，也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1年11月，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军长。到了新的岗位，交接工作尚未完全展开，他先问的不是住房和待遇，而是部队冬衣、粮食储备以及基层干部的生活情况。
有人回忆，周希汉处理公事十分利落，涉及个人的事情却格外谨慎。云南工作期间，曾有人以改善生活为由，送给其家属一笔补贴。周希汉得知后，当即让人退回，只说了一句：“公家的钱，不能贴到私人身上。”
这句话并不复杂，真正难的是长期照办。1952年周希汉出任海军参谋长，家属随同北上，一家人总算能够围坐吃饭。他没有借此提高标准，仍让丁宝林按八角、六角、四角分别记录，油票、布票、副食品票也各归各类。
当时实行供给制，周希汉每月有固定津贴。四条香烟中，三条用于本人，另一条留作接待。烟是他的习惯，但账不能含糊。夜里处理文件时，丁宝林递上香烟，他有时并不急着点燃，反而先问：“这个月用了多少？”数字核清楚了，才继续办公。
首长家里来客，难免增加开支。一次，十多名老乡进京探亲，周希汉安排他们住招待所，吃饭按战士标准办理。客人离开后，账单超过了他当月津贴的两倍。管理部门准备照顾一下，他没有接受，只写下“本人同意”，要求每月从津贴中扣款，直到补足。
这件事传开后，有人觉得他未免太较真。可在周希汉看来，问题不在钱多钱少，而在公私边界能不能守住。若首长可以免单，普通干部便很难再把制度当回事。规矩一旦开了口子，补上的往往不是一张账单。
他对部属同样如此。有公务员曾动过多领面粉票的念头，丁宝林发现后作了汇报。周希汉没有当众训斥，只说：“有难处可以讲，制度不能留缝。”随后要求有关单位自查，又单独找当事人谈话，提醒对方踏踏实实做事。
严是严，周希汉并非只认条文、不问人情。海军系统春节走访老同志时，只要张学思的母亲人在北京，他再忙也要登门问候。张学思牺牲后，老人失去了儿子，周希汉认为，部队不能只在文件中记住烈士，也应当经常到老人身边看看。
对于战场失踪人员家属的来信，他也很重视。丁宝林专门准备了一本蓝皮簿，记录来信内容和查找进展。查到线索，及时回信；暂时查不到，也要说明情况。周希汉说：“回一封信，乡亲们才知道部队没有忘记。”这类事情没有显赫声势，却占去了他不少时间。
周希汉身体并不好，久坐时旧病发作，便在沙发上铺一条毯子，伏着批阅文件。电话不断，军务、后勤、干部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偶尔有家属打来电话，请求解决孩子放学无人照看的小事，他也会让丁宝林处理：“先把孩子接回来，别让他在外面冻着。”
工作之外，他坚持理论学习，组织干部讨论海军建设；没有会议时，还常到码头了解舰艇修造情况。生活被各种事务切得零零碎碎，家中伙食账却始终清楚。八角、六角、四角，既是饭钱，也是他给自己划出的界线。
1954年底，海军司令部落实干部住房，周希汉分到一套三居室。房子不算小，家具却很少，旧床、旧桌继续使用，客厅里放着地图和海图，墙上贴着孩子的课程表。有人想替他添置家具，他摆手拒绝：“能用就行，别搞特殊。”
1967年，周希汉转到后勤学院工作。搬离海军司令部前，他仍让助手把账目重新核对一遍，连过去的欠款也要逐项结清。丁宝林后来回忆，那些账本上的数字并不宏大，却最能说明问题：每天几顿饭、几条烟、几张票，首长都愿意把它们放在制度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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