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林彪麾下“三杆枪”之一，曾任八路军115师参谋长，1938年携3万军费神秘消失，下落至今成谜

1938年2月，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115师司令部里，作战科长王秉璋拆开了一个挎包。这是师参谋长周昆让警卫员送回的，临行前交代得郑重其事：里面是“重要文件”，务必马上交给王科长。

包里并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只有码得整整齐齐的3万元纸币，还夹着一张短笺，上面写道：“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周昆）带走了3万块，另外3万块交给警卫员带回，望查收。”

此刻，王秉璋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参谋长携款潜逃了！

周昆从此在人民军队的名册里彻底消失。这位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的参谋长、红军时期战功卓著的军团长，用半数军费的代价，为世人留下一桩80多年没有答案的悬案。

这也不由让人产生疑问：周昆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身居高位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携款潜逃呢？

（开国中将、原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

周昆，湖南平江人，1902年出生。养父周用彬是捐资创办启明女校的进步秀才，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后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到县城西街的“荣庆斋”当学徒，期间经启明女校园艺部主任、中共党员余贲民同志介绍参加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9月10日，已经在革命队伍里担任班长的周昆在铜鼓近郊站岗时，拦下一个自称姓“毛”的年轻人。

此人证件丢失、口说无凭，周昆他们谁也不认识。于是，简单盘查后便直接把人押到了团部。

来到团部后，有人一眼便认出了来人的身份——前来指挥“秋收起义”的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毛泽东。

团长苏先骏骂他有眼不识泰山，毛委员反倒夸他警惕性高。这段“哨兵扣下毛委员”的插曲，是他与领袖缘分的起点。

此后周昆的履历，堪称教科书级别。

在攻打白沙的战斗中，周昆表现出色，敢打敢冲、不畏牺牲，引起了教员的注意；文家市会师时，他又坚决拥护教员进军农村的主张，并主动给那些“只想进城，不想进山”的士兵做思想工作；教员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背包里藏着几本书，常来借阅，并与之交谈。

作战勇敢、政治觉悟高、有知识、爱学习的周昆，自然受到了教员的喜爱和器重，有心栽培他。

三湾改编时，周昆在连队入党，成为支队骨干，而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1930年夏，年仅28岁的周昆被任命为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师长，自此走上了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但这只是一个起点。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昆先后执掌过六个红军师，这份经历在所有红军高级指挥员中恐怕是独一份。

1932年6月，刚升任红四军军长仅3个月的王良，在途经福建武平大禾圩时遭敌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7岁。之后，由周昆接任红四军军长。同年12月，红四军军部取消后，周昆改任红一军团第十师师长。次年“八一”建军节，中革军委还授予他二等红星勋章。

中央苏区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林彪手下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把三人比作火力最猛的三挺重机枪。

1934年9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红21师、红23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该军团是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时的产物。当时，中央苏区猛烈扩红，“左倾”领导者热衷组建新兵团，却不愿意把新兵补进老部队，导致新军团骨干少、底子薄，战斗力极弱。

湘江之战，这支9300余人的部队担任全军后卫，结果被敌人拦腰截断，师团建制被打散，损失惨重。

1934年12月1日上午，湘江浮桥被炸断后，只能涉水渡江的第八兵团官兵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周昆、黄甦拼死渡过湘江。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身边只剩下一个扛着油印机的油印员，可见战况之惨烈。

当晚收拢人员，全军团仅剩千余人，损失超过80%。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第八兵团番号取消，余部并入红五军团。

从组建到撤销，红八军团只存在了88天，是红军十个军团中存续时间最短的，而且没有任何建制部队延续下来，可谓消失得干干净净。

直至今日，该兵团的史料稀少到一张盖着“二十一师供给部”印章的借谷证都算珍贵文物。当然，除了该兵团本身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以外，多少也和这位军团长日后的结局有关。

1937年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120、129三个师。

其中，115师是以红1、红15军团和陕南红军第74师整编而成的，共1.55万人，是当时八路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头号主力师。

该师领导成员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参谋长周昆。周昆还是师军政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之一。

由于当时林彪和聂荣臻都到洛川开会，所以115师云阳镇的出征誓师大会就由周昆和罗荣桓共同主持。随后，周昆和罗荣桓率领全师官兵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林、周等率领115师主力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部队一部，歼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取得了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开门红”。

从资格到职务，周昆都站在了个人军事生涯的最高点。

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师以上参谋长会议，八路军以第18集团军的名义受邀，派出四人参加，分别为：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五、周昆。

会议为期3天，叶剑英作口头汇报，周昆代表115师递交书面报告，总结了该师入晋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

然而，正是这次武汉之行，彻底改变了周昆的命运。

据当年在场的作战参谋王政柱（开国少将）回忆：周昆返晋途中行至临汾，向彭老总、左权汇报会议情况时流露不满，说自己此番如何“丢脸”。他说国民党参谋长有自己的小公馆、小汽车和小老婆，而我们却像“叫花子一样”，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雇黄包车的零用钱都舍不得多给……

彭老总当即严肃批评道：你所羡慕的，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周昆对彭老总的批评还很不服气，气得彭老总拍桌痛骂了一顿。

带着一肚子情绪，周昆继续返程，顺路领走了115师当月的军饷6万元法币——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该师的最后一笔经费。

半路上，周昆把3万元包好连同一封短信交给警卫员，自己则带着另外的3万元离开了，从此再无音讯。

流传最广的版本说：周昆携款回了平江老家，此后再未离开。建国后，组织上曾做过调查，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行为——潜逃动机由此被认定为非政治性。

这个结论看似闭环，仔细一想却处处漏风。

疑点一：只拿了一半。

对此，王秉璋将军晚年也想不通：“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

一个铁了心卷款的逃兵，为什么要留下3万元、还要亲笔写一张等于自证其罪的字条？这张字条更像一个人在交代“善后”，而不是在作案。

疑点二：藏身不可能。

有研究者直接质疑：周昆是前红军军团长、八路军115师参谋长，这么大的干部，能在平江老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不被人察觉吗？且不说革命老区耳目众多，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清查又岂能漏掉这样一个人？

疑点三：家族网络。

周昆绝非无根无底的孤身者，他的姑表弟寻淮州是红七军团军团长，1934年在谭家桥牺牲；表妹夫袁国平是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舅舅邱紫霞当过铜鼓县苏维埃财政部长……牵连如此之广的一个人，若真在平江隐居，数十 年间竟无一人知情的概率，实在低得可怜。

至于流亡香港、出国、隐姓埋名等说法，则更是全部停留在猜测层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予以表明。

排除掉这些，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被灭口！

王政柱将军说：“（周昆）是被歹徒谋财害命还是逃跑，当时调查无结果。”由此可见，当年并未排除“谋财害命”这一选项。

这也不难想象。抗战初期的山西，日军、溃兵、土匪、亡命之徒横行，一个心绪失衡、孤身赶路的将军，驮着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穿行战区，露财招祸的风险不言自明。

此外，“灭口说”还有一层解释力：它能顺理成章的回答“为何此后组织多方寻访却始终查无此人”，其实不是查不到，而是那个人可能根本没能走到任何地方。当然，它同样拿不出一具遗体、一份档案、一个目击者。说白了，两种假说都是“有逻辑、无实证”，谁也压不倒谁。

但相较于潜逃而言，文史君更相信是被灭口了。

周昆消失后，115师参谋长一职长期空缺。

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115师参谋处长，代行参谋长权责。直到1940年9月才调陈士榘（开国上将）出任参谋长。

更现实的麻烦是经费。国民党政府从此再没拨过一分经费，警卫员带回的那3万元很快用光。

1939年底部队转战鲁南，师直和686团冬装无着，陈光、罗荣桓急得向山东分局申请3万元接济，但分局也拿不出来。最后还是王秉璋带着2个连攻下码头镇，在当地筹集了十几万元，赶制出三四千套棉衣，全师才算过了冬。

回顾周昆的一生，前半程几乎是革命胜利的标准剧本，可惜最后几页却被撕掉了。

究竟是武汉归来后的心理失衡酿成的一念之差？还是乱世之中3万元巨款招来的无妄之灾？在新的史料出现之前，任何断言都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1.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战斗岁月.王秉璋

2.借谷证背后的军团长失踪之谜.洪荣昌

3.王健英著. 中国红军人物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4.平江周家八位亲属跟随毛主席过长征.岳阳发布

5.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下落不明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