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康熙四十七年，福建漳浦县城，陈汝咸的车马被百姓围在县衙前，迟迟不能出城。有人堵住大门，有人守在街巷，还有人跪在道路两侧哭喊：“公毋去，活我百姓！”
这不是迎接新官的场面，而是一位知县离任时，百姓不愿放行的情形。更耐人寻味的是，陈汝咸并非久困下僚的普通吏员，他曾经是翰林出身，却在漳浦一待就是12年。
陈汝咸是浙江鄞县人，生于顺治十四年，也就是1658年。康熙三十年，他考中进士，入庶常馆学习，成为庶吉士。按照清代惯例，翰林出身者往往留在京城，担任编修、检讨，或进入詹事府、各部任职。
这条路，他没有走成。
康熙三十五年，陈汝咸被外放福建漳浦知县。一个翰林去做七品县令，难免让人觉得仕途受挫。民间曾流传，说他因为相貌瘦小、神情老成，给康熙留下了不佳印象。不过，这种说法缺乏确证，真正可以确认的是，他确实被派到了一个十分难治理的地方。
当时的漳浦，赋税、户籍和治安问题交织在一起。长期禁海政策影响沿海生计，百姓贫困，盗贼滋生，地方豪强、里胥和差役又容易借征粮派役上下其手。普通人最怕的，不只是缴不起粮，更怕账目不清、层层加码。
陈汝咸没有急着做表面文章，而是从户籍和赋役下手。他推行编粮均户，要求百姓自报丁口、田产，重新登记定户；有田产者必须立户，按照财产和负担核定粮额，再以滚单法轮流催征。
这套办法听起来枯燥，实际却碰到了地方治理的根子。赋役定额之后，陈汝咸把详细榜文张贴在城墙等处，让各户都能查看。谁家该交多少，依据是什么，公开摆出来，里胥和差役便不容易随意伸手。
漳浦百姓看重的，正是这份明白账。
过去，弱户往往最容易被欺负，富户则可能依靠关系规避负担。陈汝咸把规矩写清，把名册摊开，使征收有据可查。地方势家不满，办事吏役也失去了许多牟利空间，但普通百姓的压力却实实在在减轻了。
三年任期届满，陈汝咸在考核中被列为上等。按常情，他即便不能升迁，也应调往更重要的县任职。可是吏部并没有马上调动他，他仍留在漳浦，前后做了12年知县。
这段经历颇有意味。翰林身份没有给他带来显赫升迁，反而使他长期停留在县一级。可对漳浦百姓来说，官员品级并不重要，能不能把粮赋讲清，能不能少收一分额外摊派，才是切身之事。
陈汝咸离任时，文献记载有数万百姓赶到县衙挽留。有人拿农具器械堵门，数百人昼夜守候，担心他悄悄离开。皇命不可违，陈汝咸最终只能暂住县学教谕家中，等到深夜，再从北门出城。
消息传开后，百姓追之不及，便集资修建月湖书院，并塑像纪念。这样的举动当然带有地方社会的情感因素，但它至少说明，陈汝咸留下的并非一句清官口号，而是多年治理形成的实际信任。
调任南靖后，他仍没有改变作风。不到三个月，地方秩序便有明显起色。康熙四十八年，陈汝咸被调入刑部任主事。一个从县衙事务中走出来的官员，终于重新进入中央官僚体系。
此后，他升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又任通政司参议，继而晋升大理寺少卿。仕途走到这里，陈汝咸已经从七品知县进入朝廷中层，前途看上去重新打开了。
但他没有等到更高职位。
康熙五十三年，即1714年，陕西、甘肃一带发生旱灾，陈汝咸奉命前往赈济。他曾长期任知县，熟悉基层情形，知道灾民最缺的不是纸面上的抚恤，而是能够及时送到手中的粮食。因此，他奔走各县，核查灾情，直到饥民得到安置。
灾情渐趋稳定时，陈汝咸却因劳累成疾，行至固原病逝，享年58岁。料理遗物时，地方官发现他的行囊中只有一串铜钱。这个细节未必能概括一个人的全部人生，却与他多年清慎自守的名声相互印证。
消息传到京城，康熙感到惋惜，曾对朝臣说：“陈汝咸是个好官，可惜可惜！”随后下旨荫其子入国子监。漳浦、南靖两地百姓也分别建祠奉祀，留下了这位翰林知县在地方治理中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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