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丢广昌，半年丢掉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真相：内部占主因

谈起第五次反“围剿”，很多人都简单把失败归结为国民党兵力太强、装备占优，却忽略战局背后复杂的内部因素。

前四次反“围剿”当中，红军依靠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牢牢守护中央苏区。

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局面却急转直下：短短三个月广昌失守，不到半年中央苏区整体形势彻底崩坏，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同样的红军队伍，为何前后战局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落差？手握兵力装备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固然是外部压力，但真正压垮苏区防线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福建事变送上门的破局良机为什么白白错失？擅长打运动战的红军，为何要放弃自身长处去打并不熟悉的阵地堡垒战？

为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一共调集100万军队，其中50万兵力专门用于进攻中央苏区。本期内容，我们依托权威战史资料，拨开历史表象，厘清第五次反“围剿”由胜转败背后完整的史实链条。

1933年初，博古带领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博古成为苏区最高总负责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就此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为扫清路线推行的阻力，临时中央发起反“罗明路线”斗争。

罗明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结合闽西边缘地区的实际斗争情况，他吸收毛泽东的作战思路，提出边缘区域不能照搬中心苏区的工作模式，应当多用游击战牵制敌人，避免和敌军硬拼；扩红工作，也不能简单直接抽调地方武装。这份贴合现实的意见，却被临时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罗明遭到撤职。

1933年2月临时中央首先在福建发起反“罗明路线”，同年3月斗争扩大到江西，这场批判斗争随后由福建扩大到江西，开展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批立足根据地实际开展工作的干部遭到撤职批判，一大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地方干部受到打击排挤。

这场斗争，本质上是借着批判地方干部，否定毛泽东在苏区实践形成的一整套军事与根据地建设经验。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反“罗明路线”，进一步挤压了正确军事路线的生存空间。不少基层干部蒙冤受处理，苏区内部干群关系受到冲击，内部斗争扩大化，也为第五次反“围剿”埋下隐患。

1933年9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到李德手上。李德并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直接照搬欧洲阵地战的作战经验，否定红军经过实战检验的“诱敌深入、运动歼敌”这套核心打法，确立起“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防御方针。早在李德抵达苏区之前，博古、项英便已介入中革军委工作，逐步压缩朱德、周恩来的前线指挥权限。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左”倾教条领导层却将战果归于自身的冒险进攻路线，进一步否定毛泽东经实战检验的运动战经验。这套完全脱离苏区战场实际的战术，也为后续一次次惨烈阵地消耗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这边，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推出“堡垒政策”。一边修筑连绵堡垒对苏区实施封锁，一边开展经济封锁，围困整个中央苏区。

面对敌人这套全新战术，红军本该继续发挥机动优势，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但博古、李德却选择同兵力、火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打阵地防御战。

战局僵持之际，福建事变爆发，给红军送上打破围剿的绝佳机会。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起反蒋大旗，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只能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约15万兵力赶赴福建进行镇压，国民党原本的围剿部署，由此出现巨大缺口。

倘若红军抓住这次机遇，和十九路军展开军事配合、内外夹击，完全可以冲破国民党的堡垒封锁，瓦解第五次“围剿”的整体布局。

当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都提出建议，主张红军主力向闽浙方向机动，牵制入闽的国民党部队，与十九路军形成军事策应。但博古、李德受“左”倾关门主义思想束缚，把十九路军视作欺骗群众的中间派别，拒绝开展实质性合作。红军主力没有向闽浙方向出兵牵制蒋介石部队，依旧固守苏区内部堡垒，眼睁睁看着十九路军孤军苦战。

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蒋介石把外调的部队重新调回围剿前线，来之不易的破局窗口彻底关闭。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左”倾错误达到顶峰，错误的政治、军事方针被进一步强化，中央苏区的处境越发危险。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打响。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一旦失守，敌军便可长驱直入，直接威胁瑞金。李德、博古下令红军主力死守广昌，修建堡垒阵地，和国民党军正面硬拼。国民党进攻部队拥有重炮与空中支援，兵力火力占绝对上风。

彭德怀坚决反对这种硬碰硬的阵地决战，曾当面与李德激烈争辩，指出死守广昌将会给红军带来毁灭性消耗。红军战士作战十分英勇，却只能在固定阵地承受敌人猛烈炮火。

这场战斗持续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毙伤俘敌2600余人，大量有生力量遭到消耗，广昌最终失守。广昌失守之后，局势迅速恶化，短短数月之内苏区北部防线接连崩坏，北部门户彻底洞开。

广昌失守之后，中央苏区防御形势急转直下。即便如此，红军依旧打出不少硬仗，高虎脑阻击战、温坊大捷就是典型代表。

1934年7至8月，彭德怀、杨尚昆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在广昌以南组织高虎脑系列阻击战，涵盖大寨墙、高虎脑、万年亭、驿前多场战斗。面对汤恩伯、樊崧甫重兵压境，红军弹药匮乏，不少战士只能依靠土造子弹、刺刀甚至石块和敌人厮杀。

在高虎脑、万年亭战场上，红军一次次打退敌人冲锋。整个高虎脑系列战役历时四十余天，累计歼敌六千余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两千三百余人的伤亡代价，沉重打击汤恩伯所部进攻力量，迫使敌军推进节奏停滞长达半个月，也为中央红军筹备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可局部阵地的顽强阻击，依旧扭转不了整体被动的战略局面。

1934年9月的温坊大捷，更能直观体现红军本身的作战能力。这一仗，红军重新拾起运动战，抓住敌军冒进的破绽，连夜发起突袭，取得歼敌4000余人的战果，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少有的大规模胜仗。

温坊大捷足以说明，只要回归机动歼敌的正确战术，红军完全可以战胜国民党军队。战后朱德结合此战写下《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以此胜利案例反思批判脱离实际的堡垒防御战术。

两场战斗足以证明，红军官兵的作战能力从来不是短板。问题在于，在错误的整体战略框架之下，即便打出漂亮的局部战术胜利，也很难扭转整个苏区不断被压缩的大势。此时苏区防线早已千疮百孔，“左”倾错误的军事总方针没有得到纠正，单靠一场战斗的胜利，挽回不了已经崩坏的全局。

广昌失守之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压缩苏区地盘，苏区人力、物力持续消耗。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处狭小县域，广昌陷落仅仅半年，中央苏区绝大部分区域落入敌手，继续就地坚持斗争已经没有现实条件。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

回看第五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就能看清，失败并不是红军战士缺少战斗意志。高虎脑的浴血坚守、温坊大捷的战术成果，都证明了这支队伍强悍的战斗力。国民党重兵压境、堡垒封锁、经济封锁，属于客观存在的外部压力；而造成惨败最核心的根源，是“左”倾教条主义在苏区占据了主导地位。

反“罗明路线”，打击了一大批熟悉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干部；军事指挥上，抛弃经过实战检验的运动战，生硬照搬外来阵地战理论；面对福建事变这样难得的战略契机，受关门主义束缚白白错失；广昌保卫战，拿红军宝贵的有生力量和强敌拼阵地消耗。一连串错误层层叠加，不断消耗苏区实力，彻底耗尽打破围剿的可能。

局部战斗，可以依靠战士的流血牺牲换来胜利；但一场战争的胜负，绝不单单依靠将士的英勇，更要看战略判断、战术选择是否贴合现实。

第五次反“围剿”的溃败，不能简单归咎于李德一人。这是一整套“左”倾路线，在政治、干部政策、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多个层面持续叠加之后造成的结果。

这场惨痛的失败，大家都深刻醒悟，不能机械照搬外来理论，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立足自身实际。这份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也推动后来遵义会议对“左”倾军事错误作出纠正，重新确立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领导。硝烟早已散尽，回望这段往事，更能体会实事求是对于革命事业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1.李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始末：长征前夜的败局真相》

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5.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央苏区与第五次反围剿专题史料

6.解放军报（中国军网），高虎脑战斗、温坊大捷战地纪实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