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一名嗜赌工人被判死刑，死后妻子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48年10月19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外，24岁的王孝和被押向刑场。围观人群中，有工人，有学生，也有记者。临刑前，他没有低头，反而朝相机露出微笑。这个瞬间被定格下来，后来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史上一张极具冲击力的照片。

当时的报纸却把他称作“赌鬼工人”。在国民党当局的宣传里，他只是一个沉迷赌博、煽动闹事的普通工人。可这层污名背后，隐藏着另一重身份：王孝和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更特殊的是，他的妻子忻玉英直到丈夫牺牲后，才真正知道这些事情。

王孝和出生在上海贫苦家庭，祖籍浙江宁波。父亲靠在黄浦江上拉纤维持生计，母亲替人缝补衣物。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幼年时便有弟妹因饥饿夭折。王孝和很早就明白，穷困并不只是家里的遭遇，而是许多工人共同面对的生活。

十岁左右，他替人擦皮鞋、做零活。后来，在邻居帮助下，他考入励志英文专科学校。那次考试，他穿着补丁衣服，甚至没有鞋子。成绩公布后，他名列前茅，学校免去了学费。对一个贫寒少年而言，这不仅是一张入学通知书，也让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更广阔的世界。

学校教师许统权经常讲授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困境，也向他介绍进步书籍。王孝和开始追问：为什么外国资本能够控制工厂，工人却连温饱都难以保证？这些问题没有停留在课堂上。经过接触和考察，他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按照组织安排，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做学徒工。

电力公司的工作并不轻松。王孝和白天学习检修线路，和工友一起钻进车间、变电站；晚上则借识字、读书的名义，和工人谈工资、工时以及劳动安全。他懂英文，能够替工友与洋老板交涉，慢慢取得了信任。

有意思的是，他在工人中的威望越高，表面上的“赌鬼”形象也越明显。1946年结婚后，家里常有陌生人夜间进出。忻玉英以为丈夫喜欢打牌，只是觉得这些“牌友”言谈谨慎，进门后总要关严门窗，很少真正听见麻将声。

王孝和只对妻子说：“听见外面有动静，就咳嗽一声。”

这些人并非赌徒，而是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王孝和的家，实际上承担着联络、传递消息和商议行动的任务。忻玉英被安排在门口放哨，却不知道丈夫正在过一种需要高度谨慎的双重生活。

1946年冬，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因克扣工资、裁员和工作条件恶劣举行罢工。王孝和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提前联络各车间工友，研究停工步骤，尽量避免城市电力系统陷入失控。罢工持续多日，给租界交通、工厂生产和公共设施带来明显影响，资方只得与工人谈判。

这场斗争使王孝和更加受到工人拥护，也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到了1948年春，南京发生“二二八”惨案后，上海工人界反响强烈。王孝和参加并组织声援活动，公开批评当局镇压学生和群众。对特务机关来说，这已经不再是普通劳资纠纷，而是必须尽快处理的“政治问题”。

4月下旬，特务闯入王孝和家中。屋里没有搜出关键材料，因为与地下工作有关的物品早已转移。临行前，他把一张纸条悄悄交给忻玉英，内容大意是：如果回不来，要她带好孩子。那时，忻玉英已有身孕，却仍不明白丈夫究竟卷入了什么事情。

审讯持续了数月。特务要求他交代组织关系和联系人，王孝和始终不承认。电击、刑讯和长时间逼问没有换来供词，审讯人员便转而制造“聚众赌博”等罪名，试图把一个工人运动组织者描绘成品行恶劣的赌徒。

1948年9月30日，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以所谓“通共”等罪名判处王孝和死刑。法庭上的罪名已经写好，辩解自然难以改变结果。王孝和只强调自己是工人，参加工人斗争并不是犯罪。

10月19日，他被押到提篮桥监狱刑场。面对镜头时，他露出的微笑并非轻松，而是一种拒绝配合污名化宣传的姿态。随后，他撕开衣服，向周围人展示刑讯留下的伤痕，并大声表明自己的身份。枪声响起时，王孝和年仅24岁。

他的妻子当时就在附近，却仍未得知丈夫是地下党员。1948年11月，忻玉英生下女儿，取名王佩民。上海解放后，组织为王孝和举行追悼活动，相关材料逐渐公开，忻玉英这才知道，那些深夜来访的“牌友”、那些看似普通的工人聚会，原来都与丈夫的地下工作有关。

忻玉英后来独自抚养女儿。王孝和的名字被列入革命烈士名录，刑场上的照片也被保存下来。1992年，提篮桥监狱附近设立王孝和烈士塑像。那张照片没有留下临终遗言，却把一个年轻工人在生死关头的神态，留在了历史档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