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81岁。
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那位被称作文体大师和杰出思想者的作家——已经离世。消息由她的文学执行人玛吉·尼尔森(Maggie Nelson)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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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过很多种形式,也做过很多种实验。她的投入与专注,似乎让任何事情都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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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就拿了普利策奖
她的第一本书《听溪客》(Pilgrim at Tinker Creek)拿下了普利策奖,被视为新时代的《瓦尔登湖》,一首献给自然与季节流转的赞美诗。
而这本书,是她夜里在大学图书馆写成的——一边写,一边喝巧克力奶。
这个细节本身就很有她的味道:不声张,不摆姿态,只是把时间一寸一寸地用掉。
成功之后,她选择重新找路
《听溪客》来得太快、太猛。随之而来的复杂感受,让她开始寻找新的写作方式。
她出版过随笔、诗歌、评论、小说、新闻报道,还有一本关于作家生活的畅销沉思录。
在那些作品里,有一本《Mornings Like This》尤其被喜爱——那是一本“拾得诗”(found poems)集。虽然诗中的词不是她写的,却精彩地展示出她的智识、机智与抒情能力。
她在《写作生活》(The Writing Life)里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当然就是我们如何度过一生。我们如何对待这一个小时,和那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在做的事。”
这句话几乎可以当作她一生的注脚。她不是在讲大道理,她是在讲一种具体的、可执行的时间观。
“像将死之人一样去写”
在一篇整理她写作建议的文章里,沃尔克·卡普兰(Walker Caplan)提到她最著名的那句忠告:“像将死之人一样去写。”
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你知道自己很快会死,你会开始写什么?你又可以对一个将死的病人说什么,才不至于因为琐碎而激怒对方?
这不是修辞。这是她对待写作的方式——把每一句话都当成有后果的事。
她自己解释过为什么要一边写一边把散文打磨到完美,为什么要先稳住一个句子,再往上搭:
因为原创的写作是在塑造一种形式。它向虚无中展开,一个细胞接一个细胞地生长,从树干到树枝到细枝到叶子。任何一个用心的词都可能提示一条路径,可能开启一串隐喻或事件,而很多东西——甚至全部——都会从中发展出来。
一寸一寸地把作品打磨好,从第一个词写到最后一个词,这个过程本身就展示出这种方法带来的勇气与恐惧。
她让读者重新看见世界
杰夫·戴尔(Geoff Dyer)问过一个问题:“安妮·迪拉德是什么样的作家?”
他的回答是:迪拉德让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也让我们看到重新表达所见之物的新方式。
更准确地说,她提醒我们:有可能摆脱那些以“赋能”为名、实则束缚人的形式惯例。你第一次读她时,她做到这一点;你重读她时,她再次做到这一点。
她在《听溪客》里做到了,在《The Abundance》里又做了一次——那本书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对许多深受喜爱的作品的一次重新取景、重新悬挂。
无论你对原作非常熟悉,还是第一次遇见它、被它的惊异唤醒,那种愉悦和兴奋都是强烈的。
她一直在读,因为“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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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写过一篇与迪拉德一起沉思无限的文章。
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切之中,她从未停止阅读。
“从1964年起,我读过的每一本书我都记下来了。”迪拉德说。
从五岁起,她每年吸入一百多本书。她在脑海里建起了那座天空中的图书馆。她在寻找什么?
“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迪拉德简单地说,一边掐灭香烟,“总得有人把这些书都读了。”
关于一条溪,和无限的细节
珍·哈德菲尔德(Jen Hadfield)在与迈克尔·凯莱赫(Michael Kelleher)的对谈中谈到《听溪客》。
她说,迪拉德把焦点放在听溪客这条溪上。理论上,它是有限的、有边界的:这是一个她打算谈论的单一地点。虽然她确实也四处漫游——用苏格兰人的话说——但她所召唤出的那个地方的细节,会让你意识到:细节是无限的。
日全食,和那个著名的比喻
艾米莉·坦普尔(Emily Temple)写道,安妮·迪拉德的《日全食》(Total Eclipse)是今天关于日食你能读到的最好的东西。
迪拉德在文中说,她在1970年看过一次日偏食。日偏食非常有趣。但它和日全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看日偏食和看日全食的关系,就像亲吻一个男人和嫁给他的关系,或者像坐飞机和从飞机上掉下去的关系。
这个比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不解释,只让你感觉到差别有多大。
她为后来的人打开窗户,也打开门
皮科·艾耶尔(Pico Iyer)这样形容她:安妮像一阵旋风,不断甩出火花,朝向喜悦;但在那之下,她是一个以最深、最轻的严肃态度承担人类责任的人。
她对正统观念不敬,却从不对同情心不耐烦。
所以他不惊讶有那么多书题献给她——比如菲利斯·罗斯(Phyllis Rose)最近的一本,比如他自己正在努力完成的一本。
她是一个为后来世代推开窗户的作家,但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最大的喜悦,是为别人打开门。
还有一段记忆,来自迈克尔·克罗利(Michael Croley):他和安妮·迪拉德玩接球。
安妮先扔。一个轻柔但笔直的球,扔到他胸口。他把球高抛回去。最开始那些投掷都没问题,然后她扔了一个落地反弹球,球旋转着撞上水泥人行道,擦过他的小腿,朝春湾(Spring Bayou)方向滚去。
他小跑过去,用手套把球铲起来。“对不起。”安妮喊道。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扔球会扔偏的人,一个会说对不起的人。
她写过:“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当然就是我们如何度过一生。”
那么,为什么不花一个小时,读一读迪拉德的文字,也读一读她的朋友和仰慕者对她生活与作品的回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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