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石语：古桥铭文中的多维桐乡

桐乡地处杭嘉湖平原，京杭大运河所经，泾港浜溇贯通，水网密布，对于区域内的涉水耕作、商品交换，都不方便，为提高效率计，架桥自不待言，是为桐乡古桥数量众多的地理原因。唐人杜荀鹤《送人游吴》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马可波罗游记》形容杭州为“万桥之城”。凡此之类，均可以移言桐乡。仅就《光绪桐乡县志》所载第五都的村落，共计一百五十九个，其中以水（浜、兜、河、湾、塘、池、河等）名者四十六个，占比28.93%；以桥名者四十一个，占比25.79%，他都大抵类此，这也是江南地名文化的共同特点。即此一端，百年前桐乡古桥之多及其对人民生活影响之巨，可以想见。

古桥众多，除了地理的因素，当然还跟经济状况有关，因建造、维修桥梁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撑，此自题中应有之义。桥梁数量，反映的是一时一地的经济状况，具有经济史研究的价值。桐乡平原无山，人口密集，农业、工商业素号发达，以乌镇为例，南宋时薛季宣《与镇江守黄侍郎书》就说：“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也。”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浙江》说：“浙西俗繁华，多巨室大豪。”嘉兴更是“声名文物甲于东南”。即此可见桐乡古代经济之繁荣。

宋代钱金桥（乌镇镇）

王士性又特别指出：“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蚕丝是古代特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桐乡虽为嘉兴府属，但经济业态却与湖州相近（今桐乡乌镇镇、大麻镇旧属湖州），蚕桑业之发达，素为嘉兴府属各县之首。早在唐代，即有“语儿巾”远销岭南，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有“贡兼蛟女绢，俗重语儿巾”之句，并自注云：“南方去京华绝远，冠冕不到，唯海路稍通。吴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子。”语儿，为桐乡古称。《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帛之类》下载十三类纺织品，其中丝、绵、绡、绫、罗、纱、木棉、克丝、绸、絺、绮绣十一类，下注：“多出崇德（今桐乡）。”可以想见当时从业人口之多。明清两代，则有濮院镇的濮绸，远销陕西、甘肃、俄罗斯等地，影响甚大，濮院成为江南丝业重镇。要之，农业、工商业、丝业的发达，是桐乡古桥群的物质基础。反之，桥梁的数量，同时也反映经济状况，比如《至元嘉禾志》说青镇（今乌镇）“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桥梁成为衡量经济体量的一个指标。扩大来看，我们看现在的立交桥，凡密集的地方，必为经济繁华之区；古代亦然。

桥梁众多，除了地理、经济等具体因素之外，背后还涉及到一个价值观问题。儒家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精神的顶层设计。儒家向来重视民生，桥梁作为便民工程，是为民生之重要内容，《孟子 ·离娄》早就说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徒杠、舆梁都是桥梁的别称。朱熹因此总结说，修建桥梁乃“王政之一事”，这种“造桥观”，就是儒家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因此，建造、维修桥梁，成为历代地方官重要的施政内容，成为衡量地方官政绩优劣的一个指标。就桐乡而言，比如皂林村的便民桥，即为明代周忱巡抚江南时所建；崇福镇的司马高桥，即为清代知县余丽元出官资重建，这都是儒家价值观在民生问题上的一种体现。

清代盐官桥（高桥街道）

除了儒家价值观，还有佛教的价值观，这一点更不容小视。佛教提倡三种布施，即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出资建桥，即属财布施。佛教又提倡“八福田”，造桥即为其中之一，《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说：“旷路作井及作桥梁，此人功德，一切时生。”因此，桐乡桥铭或桥额，上刻“众姓同建”者最多。反之，如果破坏桥梁，即为大罪恶，后果很严重。《大智度论》即说：“若断截道路、拨撤桥梁，堕利刀道地狱中，利刀道地狱中，立绝壁狭道中竖利刀，令罪人行上而过。”这种与桥有关的因果思想，对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巨大，深植人心。桐乡民间，“造桥铺路”几乎成为慈善业、慈善家的代名词，甚至桥梁亦逐渐被神化，桐乡民间有“念桥佛”的习俗，或起于《佛说佛名经》的“南无大智慧桥梁佛、南无善桥梁佛、南无说桥梁佛、南无桥梁载佛”等名号。因此，现存桐乡古桥铭，体现佛教价值观的，比重最大，比如桥铭的边框，上下多为佛教常见的仰覆莲花纹；出资人都冠以“信士”、“信女”、“佛弟子”等名号，众姓共建的桥梁亦或用“裕缘”（如大麻镇南社永宁桥）、“募缘”（如乌镇镇望龙桥）等佛教词汇。这些都是佛教三布施、八福田思想的具体物化，于此足见理念世界对现象世界的影响。

儒家价值观与佛教价值互相融合，知行合一，是桐乡古桥群背后的文化原因，当然也是其他民生建筑、宗教建筑等的共同原因。从文献记载及实物两个方面看，桐乡的古桥，儒家价值观多体现在官方层面，佛教价值观多体现在民间层面，或者官方主导、民间集资，两相交融。就现存桥铭看，后者数量最大，可见桐乡古代桥梁的修造，以民间行为为主，佛教价值观为深。当然，桐乡现存古桥铭中，还有涉及道教内容者，如洲泉镇淳安桥铭文有“三清”字样。道教认为桥梁是最平等的建筑，用来比喻天尊度人，《云笈七签》卷九十五《仙籍语论要记》：“譬如桥梁，无心度物，不拣净秽，是人非人，牛马骡驴，皆悉通过，天尊大圣，无心大度，亦复如是。”不过现存桐乡古桥铭中，涉及道教者，仅此一见。

再说桐乡古桥铭的特点，首先是材质。

桐乡现存聚落地名，多见“土桥”、“板桥”、“木桥”，尤以“木桥”为多，几乎各镇都有，今虽已改建石桥、混凝土桥，但地名仍旧，可见桐乡早期有不少土、木结构的桥梁，逐渐形成固定地名。这也符合桥梁发展史实，单就汉字来看，表示桥梁的字，从木为主，亦有从土者，桥、梁两字无论矣，其他如杠、榷、圯等，均可见历史信息。不过现存桐乡古桥，都为石结构，但尚存部分木梁石桥，可谓古今结合。

桐乡无山，不产石料，石桥的主要取材地，为武康县（今德清）、苏州。

桐乡古石桥及其桥铭，按材质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武康紫石时期，包括宋元至清代早期；后期为苏州黄石时期，包括清代早期至民国时期。从紫到黄，即一部桐乡桥铭简史。但清代中后期至近代，凡重修之石桥，大多混用两类而成，间杂白石、青石之类，此足为判断古桥原装、重修与否的标准之一。

清代崇庆桥（凤鸣街道）

武康石是中国名石，始载于宋人杜绾《云林石谱》卷上《湖州武康石》，他说“一青色，一黄色而斑”，主要用途为“浙中假山藉此为山脚石座，间有险怪尖锐者，即侧立为峰峦”。桐乡古桥所用武康石，都为紫石，属融结凝灰岩，与《云林石谱》所载虽产地相同，但非一种。文震亨《长物志》卷一《街径庭除》云：“驰道广庭，以武康石皮砌者最华整。”这里说的“武康石”，当即《云林石谱》说的武康青石，桐乡俗称“青石板”，并有谚语“青石板上掼乌龟——硬碰硬”。陆深《俨山外集》卷五《春风堂随笔》所载“武康石黑而润”，用于园林假山，当即《云林石谱》之“黄色而斑”者，要之皆与桐乡石桥所用不同。青石常见于重修之古桥，整体用青石建造者，因为极其少见，所以桐乡会专门出现“青石桥”这样的地名，类似《春秋》笔法的“记异”。

武康采石历史悠久，至清代时尚有专门的“宕户”，如《南巡盛典》卷六十载乾隆四十五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奏折有“浙江出产石料，惟绍兴、湖州二府属向有宕户”之语，湖州宕户，主要在武康县。因武康紫石所建桥梁，分布杭嘉湖，甚至苏州，到明代中晚期，紫石资源渐趋枯竭，再加上堪舆学说的影响，从万历年间开始，政府严禁滥开滥采，据道光《武康县志》卷二《山川》所载，首次发文严禁，为万历四十三年武康县令周宗建的《禁石宕文》，一直至道光二年，县令庆辰还发布《详止采石文》，尽管并没有完全禁止，但武康石滥采之势当受到很大的遏制。

武康石的禁采政策，影响及于桐乡以及杭嘉湖各地的桥梁修建，势必要有新材质的替代，苏州石由此兴起，桐乡桥梁遂由武康紫石时期进入苏州黄石时期。苏州黄石，桐乡俗称“金山石”，金山为苏州天平山之支脉，位于太湖之滨，王鏊《姑苏志》卷八载金山：“初名茶坞山，晋宋间凿石得金，易今名。”足见其采石历史之早，但当时恐为炼铜之用。桐乡人所称之“金山石”，并非完全出自金山，实为苏州各山所产花岗岩的通称，即《姑苏志》所说的“砂石，诸山俱出”者，因其色类黄金，故习惯称为“金山石”。

桐乡古石桥的材质，主要为武康紫石、苏州黄石两大类。但现存古桥，多为太平天国后重修，拼装组合，紫黄并见，其间常混杂少量白石、青石。白石，桐乡俗称“白玉石”，声转为“白意石”，此犹桐乡东部谓“玉米”为“意米”。按白玉石亦出苏州，古称“白磰”、“白善”、“白墡”等，书无定字，范成大有《白善坑》诗，可见开采历史不晚于宋代，但桐乡并无发现整体结构的白石桥。青石，有苏州、武康两种，桐乡所用，宋代多为苏州产，范成大《吴郡志》十五载洞庭西山东之鼋头山，“一山皆青石”、“浙西碑石与压砌、缘池，皆取此石，而出不知其数，山如剥皮矣”，后来改用武康青石，上文所引文震亨《长物志》已言及。桐乡人于青石，多用于街道、庭院、廊檐等地表，诚如《吴郡志》所云。今所见古桥之少量青石，多为重修时所移用以弥缝其阙，并非古桥原貌了。

总之，桐乡古桥铭多刻于紫石、黄石。黄石为花岗岩，其硬度比武康紫石高，加之黄石桥梁多起于清代，因此，现存黄石桥铭大多较紫石桥铭清晰可辨。

再说桐乡古桥铭的内容上的特点。

桥铭为金石学重要内容，如东汉《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隋仲思那造桥碑》等，均为金石学家所重视。桐乡古桥铭，有一般性的特点，比如桥铭上下的仰覆莲花纹，最为常见，又如所刻“信士”、“信女”等，都是佛教思想在桥铭上的体现，全国各地都有。除了仰覆莲花，其他尚见有少量的蕙草纹、云纹等，亦为中国古代建筑所常，《营造法式》卷五《石作制度》都有记载。

宋代南社永宁桥（大麻镇）

最重要者，是桥铭中的地域性内容，此为桐乡所独，对于研究区域社会、文化、经济、教育、宗族、人口等都有极高的价值。举例而言，比如大麻镇贤德洪桥宋理宗绍定六年铭文有“都会守沈、副会守徐”字样，可证沈、徐为大麻镇定居较早的家族，且当时地位较高。又如洲泉镇圣塘桥铭有“乡进士杨应亨、吴来臣”字样，两人均为万历十三年举人（即桥铭中的“乡进士”），见于历代县志的科举表，其中吴来臣为洲泉镇人，为治地方史者所熟知，但杨应亨究为桐乡哪里人？文献阙如，世无知者。据此桥铭，可证他亦当为洲泉镇人。再如乌镇镇望龙桥乾隆二年桥铭载：“此桥比旧高三尺，加覆坛壹座，计实银柒拾两正。”可见当时物价。此桥光绪十七年亦有重建桥铭，记录了捐资者十人姓名，与乾隆时重建桥铭所载八人姓名比读，可证当地的姓氏分布情况。且两桥铭存于一桥之中，都刻有“重建”字样，这可与大麻镇贤德洪桥两条“重建”铭文互相发明，说明古之所谓“重建”，并非完全利用新材料，实可与“重修”划等号。

元代华家桥（崇福镇）

桐乡古桥，现存四百余座，年代最早者为南宋，历元明清至民国，时代秩然如贯，其中拱券、桥柱内之桥铭，数量尚夥，或一桥一铭，或一桥多铭，甚且有多至数十铭者（如洲泉镇聚宝桥），总数殆不下千，有的漫漶不可辨识，但可籀者尚不少，历史信息丰富，可惜素来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嘉禾至元志》所载崇德县（今桐乡）桥梁只有十一座，均在县城，不记城外桥梁，桥铭则盖付阙如。历代桐乡、崇德（今属桐乡）县志虽设“桥梁”、“碑碣”之属，但桥梁数量记载不全，桥记偶有登录，数量极少，如《光绪桐乡县志》卷五《津梁》只录宇文恪《青镇兴德桥记》、李乐《寿圣桥记》、吴昂《便民桥记》、陈文《便民仓桥记》、周拱辰《重修皂林昌文桥记》五篇而已，至于拱券、桥柱之铭文，则视同弁髦，一律不载。类似情况，方志皆然，非特桐乡一邑。这些古桥铭，零落于荒江野村间，风雨侵蚀，大有剥裂湮灭之势，有识者悯焉。桥梁为民生日用之要务，桥铭又为存史鉴来之实物，桐乡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二〇二四年专门组织人员，历时一年，开展了桐乡历史上第一次对古桥铭抢救性的全面考察摸底、拓印整理（乌镇景区、濮院景区不包括在内）。今择其品质较佳者，都为一集，以飨读者。一邑桥铭之集，有之自本书始，实属开创之举！

本文摘自《桐乡古桥铭文精品汇编》（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

来源：桐乡古桥铭文精品汇编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