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时代、吉利接连被点名，福特遭美国政府施压

特朗普政府开始直接敲打福特与中国汽车企业的合作。

当地时间9月8日，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致信福特汽车CEO吉姆·法利，对福特与宁德时代、吉利等中国企业的合作提出批评，并要求福特减少对中国技术和制造体系的依赖。

这封信点名了福特目前最重要的几条“中国线”：电池工厂使用宁德时代授权的磷酸铁锂技术；福特与吉利在欧洲成立合资公司；林肯Nautilus目前仍在中国生产。达菲还提到福特与比亚迪之间的接触。美国交通部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安全。达菲认为，当一家美国企业不断加深对“战略竞争对手”的运营依赖，就很难成为美国政府可靠的产业伙伴，并要求福特找到实现“技术自立”的路径。

福特的回应同样强硬。公司称这封信是一次“错误的博眼球尝试”，并强调，与其他企业继续从中国进口电池不同，福特正在美国本土生产电池：密歇根工厂归福特所有，由福特控制运营，并由美国员工生产。

从宁德时代到吉利

福特越来越绕不开中国

宁德时代是双方矛盾最早的焦点。福特在密歇根州建设的BlueOval Battery Park投资约30亿美元，规划雇佣约1700人，由福特全资拥有，但这座工厂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采用宁德时代提供的技术和服务。

福特选择这种模式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成本。磷酸铁锂电池已经成为降低电动车成本的重要技术路线。福特自己也明确表示，这种电池目前是汽车领域成本最低的电池技术之一。福特要推出价格更低的电动车，就需要尽快掌握大规模生产低成本电池的能力，而不是从头重新开发一套已经成熟的制造体系。

这种压力今年变得更加明显。福特此前已经因为调整电动车战略计提约195亿美元减值，但没有放弃廉价电动车市场。今年8月，福特公布的新款中型纯电皮卡Fathom计划把起售价控制在约2.8万美元。与此同时，法利不断提醒公司内部，中国车企很可能最终进入美国，福特正在按照中国企业的成本和效率水平开发新一代廉价电动车。

宁德时代解决的是电池成本问题，吉利解决的则是福特欧洲业务更现实的产能问题。今年7月，福特与吉利宣布成立合资公司，福特持股66%，吉利持股34%。按照双方计划，吉利将在福特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工厂生产两款纯电SUV，双方还将联合开发一款面向欧洲市场的新车型。

对于吉利，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欧洲本地生产能力；对于福特，意义可能更加直接——把闲置的工厂重新利用起来。十年前，福特在欧洲一年还能卖出超过100万辆汽车，2025年销量已经降至约42.6万辆，今年上半年又下降超过15%。瓦伦西亚工厂设计年产能约50万辆，但2025年的产能利用率只有约26%。福特欧洲负责人谈到与吉利合作时，直接表示目标就是把工厂的产能“装满”。

所以，从宁德时代到吉利，福特对中国企业的合作并不是一条简单的“中国战略”。背后对应的都是福特正在面对的问题：电动车成本不够低、欧洲销量萎缩、工厂产能闲置，而中国汽车和电池企业恰好能够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福特刚把林肯搬回美国

特朗普政府仍嫌不够

更微妙的是，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特朗普政府还把福特当作“美国制造回流”的成功案例。

8月，福特宣布从2030年开始把部分林肯车型生产从中国迁至美国。目前出口美国的林肯Nautilus仍然在中国生产，在美国市场面临52.5%的关税。消息公布后，白宫专门发文，将福特的决定列为特朗普贸易政策推动汽车制造回流美国的证据，并引用法利的话称，福特是在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确定后作出了这一决定。

但在达菲看来，2030年仍然太晚。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汽车产业“回到美国”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衡量美国制造的标准相对简单：汽车在哪里生产、工厂建在哪里、创造了多少美国就业。现在，标准正在向产业链内部延伸。

福特可以把电池工厂建在密歇根，但美国政府开始追问电池技术来自哪里；福特可以保留西班牙工厂和当地员工，但与中国车企共享产能同样会受到美国政界审视；甚至一辆汽车最终是否在美国生产，也已经不能完全解决技术和供应链来源的问题。

美国真正想推动的，已经不只是制造业回流，而是尽可能建立一套减少中国参与的汽车产业体系。

美国封堵中国汽车

开始先难住美国车企

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就在达菲批评福特之前，包括福特、通用、丰田、大众、现代等车企在内的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还在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立法，永久禁止中国品牌汽车及相关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

福特一方面支持美国设置更高的市场壁垒，阻止中国车企直接进入美国；另一方面，它又在通过宁德时代的技术降低电池成本，通过吉利盘活欧洲产能，并准备按照中国车企的效率标准开发廉价电动车。

这看起来矛盾，却恰好反映了传统汽车公司的现实处境。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是一回事，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形成的技术、供应链和成本优势，则是另一回事。

通过关税、软件禁令和市场准入政策，美国可以在相当长时间里挡住中国品牌汽车，但美国车企仍然需要面对中国汽车企业在欧洲、南美、中东等全球市场的竞争。美国既想要追上中国汽车产业的成本和技术，又想要越来越少地借助中国汽车产业。

真正困难的，正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