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讨论太多，我们讨论太少

记者 宋笛

在这个凉意仍未到来的初秋，太平洋两岸，两个AI（人工智能）技术进展最快的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关于AI技术影响的讨论。

美国两家人工智能头部公司的负责人说，AI技术的快速进展已经有可能危及人们的生存，需要政府和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让技术进步“放缓”。

硅谷很多科技巨头或者热衷于“超人类主义”的狂热，或者陷于对AI恐慌的末日论中，这类争论时常出现。

两家AI巨头的观点很快遭到了白宫和一些企业家的驳斥，几乎认定科技公司别有用心，只是企图用恐慌绑架政府政策，阻止后来者进入。这一担忧不无道理。

英伟达CEO黄仁勋站在了白宫一边。他说，中国对AI的叙事方式要务实得多，没人谈“AI末日论”，大家都想着怎么应用AI。

确实，中国人对AI的态度是积极务实的。大部分普通人顾不上讨论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先用起来再说。

地方政府一度热衷于补贴推广各种成熟和不成熟的AI工具；有技术基础的人们凭借短暂的AI技术代差，享受了效率的红利；散户因为AI信仰赚了钱，哦，只是其中一部分；对更多的人，拟人化的AI工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还提供了各种乐趣。

在很长时间里，讨论AI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显得不合时宜且杞人忧天。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讨论。就在这两天，一位DeepSeek算子负责人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不得不把才华埋葬在昨天》引起了很广泛的关注。

这位工程师在文章中说：“算子写得越好，新模型的训练、推理速度就会越快，模型能力进步就会更快，我就会更早地被取代”。他为DeepSeek V4.1编写了关键的注意力算子，或许是70亿人类中最了解AI的人之一，但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可能很快会被替代。

他并不悲观，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能够找到转型的方向，只是知道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情要由AI来做，不免表现出些许哀伤，也有一些对人类未来的困惑。

接下来，这样的讨论和思考会越来越多。

当地方政府开始发现自己刚刚培育的真人短剧产业正被AI替代；当拥有技术红利的人们发现自己所掌握的这点技术优势在越来越系统性的AI架构前，日益不值一提时；当年轻人发现AI不仅仅是自己对抗“老登”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找工作最大的敌人时……纯粹的乐观开始褪色，对技术影响的讨论将会逐渐浮出水面。

这种讨论当然不是建立在动辄滑向“毁灭人类”的“速败论”上，对于科幻小说的爱好者，这种讨论固然充满诱惑，但对大部分人而言，在眼下这个阶段，有更迫切和现实的问题需要讨论。

比如，如果AI优先冲击初级技能岗位，那么我们怎么保证年轻人仍然能有从小白走向资深的完整职业路径？如何调整措施，让企业更愿意用AI作为劳动者的补充和辅助，而不是直接替代劳动者？如果大规模的劳动力替代短期内是难以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培训制度，让失业的人能够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如果无论如何做都无法带来足够的就业岗位，那么我们社保制度又要如何调整，来保障大家的生活水平？为了支持这种保障，税收制度又应该如何调整？如何让赚取了更多财富的科技公司在巨大的资本开支和应履行的税收义务之间取得平衡？

这种讨论还可以聚焦在一些具体领域。比如在教育领域，长期使用AI会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什么影响？AI产品是否应该有核实使用者年龄的义务？如何让未成年人不被不当的AI信息所影响？

这些问题是真实的，不是漫无边际的，即使眼前不能立刻解决，讨论这些务实的问题，也能够尽早提出方案、形成共识。对科技发展务实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科技问题的无视，或者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解、不可控的。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制度、文化等都会形成制约，影响技术前进和发挥作用的方向。

硅谷多家AI头部企业都发布了相应白皮书，一方面给公众承诺，表示自身要采取行动保证AI的发展能惠及更多人，另一方面给社会和政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比如OpenAI就曾经提出调整税基、施行四天工作制、增加资本相关税收、加强对公共保障的支持；Anthropic则建议根据就业冲击的程度采取不同措施，并专门区分暂时失业与长期劳动需求减少。

听其言观其行，科技公司的白皮书并不代表其真正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至少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

在国内，我们也需要更多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应该由政府、科技企业和学界发起，让更多利益相关的普通人参与其中。

所有的讨论最终的目的是：必须保证AI的发展是惠及大众的。我们不能接受在巨大的资源投入后，这个几乎消化了人类几乎所有数据和巨量电力的通用技术，最终只为少数人创造价值，而大众的生活水平不进反退，或陷入新的劳动力“内卷”。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1780年至1840年间，就曾经出现过经济快速发展，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明显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其称为“恩格斯停顿”。

比起“毁灭人类”这样的科幻想象，这更有可能是大众意义上的“坏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