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初，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刘伯承、张国华谈到的不是一场普通战役，而是一项必须同时处理军事、交通和民族关系的重大任务。西藏究竟从哪里进军，派谁去，带多少部队，摆在二野首长面前的每一个问题，都不能只按战场上的习惯来判断。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要求把解决西藏问题提上日程，争取在1950年秋冬完成。电报明确，西北局负主要责任，西南局负次要责任。这个安排并非简单的分工，而是当时形势下对两条入藏路线的同时考虑。
西北方向有青海，西南方向有西康。青海方面最大的优势，是十世班禅及其随员当时在青海，政治影响不容忽视。若能从青海入藏，宗教和地方关系或许更容易展开。但军事行动不能只看地图，真正派人勘察后，困难很快暴露出来。
从青海通往西藏的道路极为艰险，既有高山缺氧，也有长距离无人区。部分路段狭窄到骡马都难以通过，部队和粮秣更难大规模运输。按照当时的勘察结果，单是到达黑河一带就要十多天，再向拉萨推进，还需一个多月。若重新修路，准备时间可能要两年以上。
彭德怀把情况报告上去后，西北进军的现实困难已经很清楚。西北野战部队虽然在解放西北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先后解决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问题，但从青海大规模挺进高原，仍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
这意味着，西南方向必须承担更重的任务。西康距离拉萨相对较近，川西一带也具备继续向西推进的条件。可是当时二野并未完全停下脚步，西南地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力量，部队既要作战，又要准备一场完全不同于平原战事的高原行动。
刘伯承很快意识到，进藏部队不能只看名气和战绩。高原作战需要独立执行任务，还要能够修路、运输、筹粮，并处理复杂的地方关系。部队规模不能过小，否则难以应对突发情况；规模过大，又会让后勤压力成倍增加。
当时，刘伯承原本考虑过让二野战斗力较强的第十军承担任务。第十军军长杜义德是久经考验的将领，但他因身体和神经衰弱问题，认为自己难以胜任这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这个方案只好重新斟酌。
有人提出张国华。张国华时年三十六岁，长期在二野系统内工作，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也有带部队开辟新区的经验。刘伯承把他叫来，直接问道：“进藏任务，你有没有把握？”张国华回答：“服从组织安排，困难可以想办法解决。”
人选定下后，部队怎么配也成了难题。刘伯承曾对张国华说，二野的部队可以由他挑选，任意选择三个最强的主力师，组成一支约三万人的部队进藏。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既说明任务艰巨，也说明首长愿意把最精锐的力量交给他使用。
但张国华没有照单全收。他考虑到，临时抽调三个主力师，干部之间彼此不熟，部队的作风、训练和指挥关系都要重新磨合。进藏不是打一场速决战，途中行军、筑路、运输和驻防都需要长期配合。与其临时拼成一支队伍，不如带一支有完整建制、熟悉指挥关系的部队。
张国华提出，希望率第十八军进藏。第十八军未必是二野最强的野战军，却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部队内部协同较为成熟，部分骨干部队还具有开辟新区和执行艰苦任务的经历。对高原进军而言，这些条件并不比单纯的火力和战绩逊色。
刘伯承听完后没有立即否定，而是继续权衡。第十八军若承担任务，既能保持建制完整，也便于统一训练和后勤筹划。更重要的是，张国华对这支部队熟悉，能够把命令迅速落实到连队和基层，而不是花费很长时间重新建立指挥链。
最终，中央确定由张国华任第十八军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率部向西藏进军。此后，第十八军开始进行高原适应、道路侦察、粮秣储备和进藏准备。部队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山路和严寒，还有如何在复杂环境中稳妥推进的问题。
1950年10月，第十八军在昌都地区发起战役，打开了向西藏腹地推进的通道。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张国华当初没有选择三个临时拼成的主力师，而是坚持带第十八军，这一决定也由此显示出它在组织、指挥和长期任务上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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