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AI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2026年9月9日，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的外滩大会见解论坛“AI经济增长新范式与社会价值重构”在上海黄浦世博园区举行。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本文来源：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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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AI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围绕这一议题，我分享一点思考。

我们北大国发院始终关注人工智能这一议题。2025年，我们正式推出了“AI+学科创新”研究计划。我们深刻地感受到，AI正在对整个经济与社会产生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学者而言，无论是从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还是金融经济学研究，都能切实感受到AI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正在革命性地重塑我们的研究方法。这确实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

AI对经济增长范式和社会价值的影响，是一个极为宏大的议题，今天无法展开阐述。利用这个时间，我先提一个问题：AI究竟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AI能提高生产率吗？

关于AI会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迄今为止仍存在诸多争议，这场变革本身也处于进行时，其最终形态尚不确定。

在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索洛悖论”：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几乎所有人、所有部门都在使用计算机，看起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但如果去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却似乎看不到显著的提升。

当然，后来许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计算机最终确实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之所以在初期未能从宏观层面观察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度量的问题，有滞后的问题，也有结构调整的问题。

那么，我们能否用“索洛悖论”的逻辑来理解AI对经济的影响？我认为有可能，但也可能存在其他情形。对此，我们只能持续跟踪、持续分析，今天给出定论为时过早。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AI提升经济生产率的作用相对乐观。但必须承认，这一过程相当复杂，并非用上了这项技术，经济就会立刻腾飞。“索洛悖论”告诉我们，技术向生产率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在还有不少人担心，当前对AI的大规模投资，最终究竟会提升生产率，还是会形成必破的泡沫？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最终，实践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

AI会如何影响就业与分配？

第二个引发广泛讨论的问题，是AI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坦率地说，其最终影响同样存在不确定性。早期我们以为大致清楚机器人会替代哪些类型的就业，但渐渐地发现，随着AI技术的演进，可被替代的工种也在不断发生转变。最终结果如何，我并不十分确定，但可以预见的是，效率的提升将会替代一部分劳动。

在这一过程中，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即便AI能够提高生产率，它又会对我们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造成怎样的影响？显然，它会冲击一部分就业，同时也会增强另一部分就业，这势必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分化可能不仅发生在劳动者之间，更可能出现在资本回报与劳动回报之间。

“恩格斯停顿”的启示

前不久，我和几位同事一同赴欧洲调研。在布鲁塞尔，我们参观了一家小餐馆，马克思正是在那里写下了《共产党宣言》。当时我不禁思考：为什么马克思会在1847至1848年间撰写《共产党宣言》？后来查阅相关文献，包括读恩格斯的著作，我才意识到，那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整个收入分配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随后出现了所谓的“恩格斯停顿”现象。

什么是“恩格斯停顿”？简言之，就是在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人均实际产出显著提升，但工人实际工资却长期停滞不前。

如果读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会发现，即便工业革命带来整体经济的繁荣，分配问题依然极为严峻。“恩格斯停顿”结束之后，工人工资才开始大幅上升，这一过程历史七八十年。

将生产率与分配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看，这就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社会平等或生活水平的问题，它很可能在宏观层面催生一个全新的局面——也就是我国目前经常讨论的“供强需弱”问题。当然，这可能存在阶段性或局部性。

AI会加剧“供强需弱”吗？

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如果AI真如我们所料，一方面极大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又因收入分配问题而对总需求形成一定的遏制，那么它是否有可能强化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供强需弱”格局？倘若如此，又是否会促使经济增长范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经济学有一个基础假设：“资源是稀缺的”，但人的欲望是相对无限，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便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满足需要，同时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这是经济学一直在研究的重要问题。

但如果正如我前面所述，生产率极大提升、物质极大丰富，这会对经济学的这一命题带来怎样的改变？即便“供强需弱”有可能只是一种过渡性现象，也有可能是一种范式性的转变，但无论如何，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花了近八十年才逐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样，这一局面恐怕也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是我想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企业与公共政策的应对之道

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固然会带来许多积极的变化，但也可能产生一些对全人类而言并非最优的结果，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恩格斯停顿”。企业要坚持做负责任的企业，保障劳动者有就业、有收入，这样的理念十分重要。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AI创新”的重要性，但也许我们更应该倡导和支持“就业优先的AI创新”——创新固然要提高效率，但新技术应当更多地为劳动者赋能，而不是彻底地取而代之。

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可能需要倡导这样一种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强制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与此同时，这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相信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工业革命花了近八十年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相信这一次不会需要那么久，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我们的公共政策可能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地去解决宏观问题，甚至包括一些超越传统框架的政策。

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解决短期问题：短期需求不足，通过政策刺激加以提升，供求便恢复平衡。但如果将来需求不足演变为一个持续性的问题，这对公共政策而言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些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我本人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希望我们共同深入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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