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6年9月10日，蚌埠小南山，24岁的杨兆成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这个年轻人曾在安庆主持党的早期工作，也参与过青年运动。安徽地方党组织刚刚起步，最早的一批组织者，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
安徽的革命史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点：这里的“书记”并不只指正式的安徽省委书记。由于行政区划、斗争形势和组织范围不断变化，安庆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心县委、特委、工委以及根据地党委，都曾承担过区域领导职责。
因此，所谓“36任书记”，实际是一个历史统计概念。1923年，柯庆施、杨兆成先后在安庆开展建党工作。直到1931年2月，安徽省委才正式成立。此前的组织名称虽有不同，承担的任务却都十分沉重。
那时，安徽并不是一块完整而稳定的革命区域。皖南、皖北、皖东、皖西分属不同的斗争网络，交通往来受军阀、特务和地方武装控制。一个书记往往刚刚建立起联络线，就可能因叛徒告密或环境变化被迫转移。
王步文就是其中的代表。1931年4月6日，他因张照明告密被捕，5月31日在安庆遇害，年仅33岁。王步文曾在日本参加东京特别支部工作，回国后又组织安徽青年和工人运动，是安徽省委早期的重要创建者。
被捕后，他没有屈服。敌人能够夺走他的生命，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组织秘密。这类牺牲并非偶然，而是地下党工作方式决定的风险：书记既要发展党员，又要筹集经费、建立交通线，还要随时应对搜捕。
郭士杰的遭遇同样惨烈。1930年10月，他到武汉开展组织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严刑拷打没有使他改变立场，随后被夏斗寅部杀害，年仅24岁。此前，他曾参与南陵党支部创建和学生运动，实际承担的是连接学校、工人和地方组织的枢纽工作。
皖西的斗争更加艰苦。曹云露曾参与寿县游击队和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建设，后来担任安徽省工委书记。1939年，他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捕，10月2日在浠水牺牲，年仅29岁。谈判本是争取空间的办法，却因对方背信而变成生死关口。
王丰庆也牺牲在皖浙赣地区的早期斗争中。把杨兆成、郭士杰、王步文、曹云露、王丰庆放在一起看，五人的经历虽不相同，却有共同之处：他们都不是在条件成熟后才走上前线，而是在组织尚弱、力量悬殊时承担了最危险的工作。
牺牲之外，疾病同样夺走了几位领导者的生命。张人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出版工作，曾负责中央苏区出版事务，1932年12月23日病逝于中央苏区，年仅34岁。他还曾保存党的早期重要文献，这项工作看似安静，实际关系到组织的延续。
刘静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负责皖南地区工作。1934年被捕后，他直到1937年才获释。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旧伤复发的刘静波于11月20日去世，年仅33岁。沈泽民也在解放前病逝，早期安徽革命由此损失了多位骨干。
更令人警醒的是，严酷环境下也有人选择了背叛。李竹声曾担任重要组织职务，1934年6月叛变后，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武英、王弼也被列入早期安徽党组织中叛变者的名单。地下斗争最怕的并非公开的敌人，而是掌握内部情况后倒向敌方的人。
“被捕以后，能不能守住秘密？”这是当年每一名地下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有人用生命作答，也有人在压力面前失守。两种选择，直接影响了许多交通员、党员和基层组织的命运。
幸存者则把这段事业带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郑位三、张爱萍、谭震林、邓子恢等人，曾在安徽及其周边地区领导根据地建设；李丰平、刘顺元、黄岩、李世农等人，后来继续负责地方政权、组织和军政工作。
1949年2月，宋任穷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此前，安徽各地已经历多年分散而艰苦的斗争。合肥解放后，黄岩奉命主持当地工作；淮南、皖北、皖南等区域的组织力量，也在战争进程中逐步汇合。
这份名单里，有牺牲者，有病逝者，有叛变者，也有后来担任省部级职务的幸存者。36任书记并不是一串简单的姓名，而是安徽早期革命组织不断转移、重建、分化和壮大的记录。其间每一次更替，往往都伴随着一次被捕、一次牺牲，或一场地方斗争的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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