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花”和我77年的人生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 叶辛

“朝花”副刊，在《解放日报》开办整整70年了。

我今年77足岁。小时候我最早读《儿童时代》，稍大一些读《少年文艺》，20世纪60年代时，我从小学进入中学，《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阅读需求，我开始痴迷于一厚本一厚本的长篇小说，同时也翻看天天送到家里的《解放日报》。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读“朝花”上的那些散文和随笔，还有一首一首不长的小诗。正是在“朝花”上，我读到了不少描绘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国风光及风情的文章。离上海不远的雁荡山、黄山、莫干山，和离上海很远的桂林、大草原、海岛人家的故事，我都是在“朝花”上读到的。

2005年9月15日，作家叶辛与贵州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的小学生们交谈。他曾在当地当过10余年知青。（新华社发）

有一篇著名老作家写雁荡山美景的散文，说在夜幕中观看雁荡山，雁荡山就像一只展翅欲飞、巨大无比的雄鹰，我一直记得。多少年之后，和作家们去雁荡山采风，我特意在晚上坐在院子里观望夜幕中的雁荡山景致，换了几个角度，都没看见雁荡山像巨鹰的景色。于是我和当地一位文人探讨：这是怎么回事？当地文人当即笑了起来，他让我把椅子放在院子中央，然后昂起头来倒着看雁荡山。嗨，奇迹出现了，在我倒着仰看雁荡山夜间的剪影时，果然，那真的很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鹰哩！

举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说明，在“朝花”版面上，我读到了很多有趣的轶闻，也增长了不少有用或者一时并没啥实用的知识。

话说回来，报纸上不是天天有“朝花”版面的。妈妈有个习惯，喜欢把每天读过的报纸叠起来，一张也不能少！如果少了，她会逼我找到为止。到了一个月，就把报纸堆在储藏柜旁边的一个角落里，一个月一个月堆叠上去，整整齐齐的，一年就叠一堆。几年以后，报纸堆得比我个子还高，靠近地面那部分都泛黄了。妈妈说，你不读的话，就请废品回收站的人来处理了。一句话提醒了我，好几年之前的老报纸上不是也有“朝花”吗？于是，我让妈妈过一阵子再处理旧报纸，让我翻阅以后再卖。在这个翻阅老报纸的过程中，我果然又读到了不少老作家的美文。

多少年之后，和老作家袁鹰同志聊天。我对他说年少时就在“朝花”上读到他写的散文，他竟高兴得欢声大笑。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后来我去插队落户，又在贵州省作家协会工作。曾经给资料室提意见，请他们在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同时，也订一份上海的报纸。资料室听取了意见，订了一份《文汇报》，我让他们加订一份《解放日报》。

1990年，我调回上海工作，在一次作家采风活动中，恰好和“朝花”版面的徐甡民先生住在一起。聊天聊得投机了，他就主动向我约稿。采风活动结束，回到上海告别时，他又一次向我提及约稿的事，可见他是郑重其事的。想到《解放日报》是走进千家万户的大报，在上面发一篇文章，弄堂里、学校中、单位上很多人读到了，都会议论。于是，我认认真真写了一篇讲和徐甡民同去采风的文章《到碧云湖去》。

1992年7月5日刊登《到碧云湖去》一文的“朝花”版。

这只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小散文，就像我开头第一句写的：人间是没有碧云湖的。我在小文中老老实实写了上海作家一行游览安徽全椒县黄栗树村水库的过程，有作家随口议论说这水库的名字太一般化了，不料接待方马上说他们也在征集更有诗情画意的名字，便于以后将此地开发成风光旅游区。有感于迷人的湖光山色和绿化，我脱口而出三个字“碧云湖”。不料所有的人都叫好，同去皖东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老编辑李济生欣然命笔，挥毫在雪白的宣纸上写下了这三个大字。李济生先生的毛笔字功力深厚，刚搁下笔，就引起所有人的一阵掌声。当地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当即表示，他们会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把水库的名字改成“碧云湖”。听了这话，我才尝试着给“朝花”写下了这篇小文。

一晃30多年过去，就在2年之前赴合肥参加黄山书会时，主办方邀请我去现在已经很有名的碧云湖游览。我听后真是感慨万千，心里说，《解放日报》“朝花”上发表的这篇小文，真是帮了文人大忙。

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我感于贵州山乡和上海生活形态之间巨大的落差，又为“朝花”写了两篇小文：《两种生命环》和《遥念山乡》。其实在这个时期，我写下的不止这两篇文章，给《解放日报》和北京、天津包括贵州的其他报纸也陆陆续续写过多篇文章。这是因为调到上海作家协会之后，天天要上班，写不成我喜欢琢磨和创作的长篇小说了，我就趁早晨上班之前和晚上回到家里，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写多了渐渐顺手起来，故而偶有所感，我就写下一篇。

之所以要特别提一下这两篇小文，是因为这两篇文字虽短，却最早体现了我在小说创作中逐渐形成的“两副目光”观照中国现实生活的思想。

那些日子里，透过作家协会的窗户望着晴空和花园里的绿地，我的思绪常常会回到贵州山乡里的村寨河谷，想起老乡之间的风情俚俗，并且与上海人生活的环境和人际关系来作对比。对比得多了，两副目光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相似的地方逐渐清晰起来。《两种生命环》和《遥念山乡》，就是这种思考的产物。

记得《遥念山乡》发表的当天，市里一位老领导让秘书拨通了作家协会办公室的电话，指名道姓要跟我讲话。弄得我好一阵紧张，把话筒贴紧了耳朵。结果，老领导用又热情又亲切的贵州话对我说：“叶辛啊，没有想到你除了善于创作长篇小说，写报纸上的散文同样也是能手啊！今天我刚刚读了你发表的《遥念山乡》，浓浓的乡情啊！把我这个20来岁跟着红军跑出遵义的老人的感情，对家乡的感情，都唤起来啰……”接着，他在电话里给我讲起了对贵州遵义的怀念和往事，最后还说：“多写，你还要多多地写这类文字，有感情啊。”电话通了半个多小时，故而至今我仍然记得。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赴日本参加国际笔会亚洲太平洋沿岸地区43个国家的文学活动，活动要求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作家提交一篇与创作有关的学术性论文。我就在这两篇散文的基础上写了一篇《两副目光观照下的中国现实》。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以后，竟然有很多国家的诗人、小说家和我对话互动，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我也由此意识到，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两副目光观照当代世界的城市和农村，是很有意味的一个命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断时续，在一代一代“朝花”人的鼓励之下，本着有感而发的理念，我写下了不少随笔、散文，有长有短。不论长和短，我都坚持一点，那就是抒发的是我的真情实感。记得2008年突发汶川大地震，我正率20位作家在韩国访问，忽接家里电话，说儿子叶田接受了拍摄任务，和上影集团一个摄制组飞去了汶川地震的核心地带。于是，我的心也随之飞到了汶川地震灾区，手机又联系不上儿子，只能在每天结束繁忙的公务后回到首尔宾馆的客房里，打开电视搜看国内的地震消息。就在这份挂念中，我在手机上写下了小文《等你回来时，我去机场接你》。回到上海，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了“朝花”，“朝花”很快就刊出了。

这一次选编“朝花”70年文集，报社选了这篇文章，令我又回想起了18年之前那段难以忘怀的往事。真的感谢“朝花”，感谢《解放日报》。当“朝花”上的文字和我77年的人生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份感情真的是难以言表。

祝“朝花”生日欢乐！

原标题：《当“朝花”和我77年的人生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 叶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