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城内局势骤紧，画家张大千面对日本方面的拉拢与盘问，采取了一个看似荒唐、实则极其谨慎的办法：不正面冲撞，却让对方无法顺利达到目的。
张大千，189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原名张正权，家中兄弟姐妹众多。母亲会剪纸，也懂得画花卉，年幼的张大千常在一旁观看。耳濡目染之下，他很早便对笔墨产生兴趣。
这种兴趣并非一时兴起。少年时期，他读诗文、临字帖，后来又接触传统山水、人物和花鸟。1917年，张大千东渡日本，进入京都学习染织。表面上学的是实业，私下里却把大量时间用在研究绘画上。
回国后，他没有按照家人的设想谋一份稳定职业，而是前往上海寻访名师。二哥张善子当时已经在画坛有所名气，便带他出入文人雅集，结识黄宾虹等人。张大千由此接触到更广阔的艺术圈，也逐渐确立了以绘画为生的道路。
那时的上海，卖画并不是容易事。张大千既要钻研古人笔墨，又要应付市场眼光。1920年代，他通过临摹、研究和创作打开局面，作品受到收藏家关注。名声越大，画作越值钱，社会影响也随之扩大。
有意思的是，艺术名望后来成了他的护身符，也成了日本人盯上他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千曾以义卖画作等方式支援抗日救亡活动。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便试图把文化界名人拉进所谓“亲善”体系。他们很清楚，若能让张大千出面，便能借他的声望装点门面。
据相关回忆文字记载，日本军官曾带着翻译登门，希望张大千担任伪政权方面的职务。对方话说得客气，意思却很明确：合作，或者承受压力。
张大千没有立即翻脸。他明白，公开拒绝可能牵连家人，贸然答应又会背上汉奸罪名。沉默片刻后，他表示愿意“收拾东西”，同时说自己患有肝炎，担心传染他人。
“先生究竟是什么病？”
“肝炎，不能接近人。”
这番话未必经得起医学推敲，却击中了日本人的顾虑。日本军官不愿把一个可能传染疾病的人带进办公场所，只能暂时让他留在家中休养。第一次危机，就这样被拖了过去。
日本方面并没有就此作罢。后来，他们又以请客为名，把张大千带到日军控制的地点，提出要他为日军头目作画，并“借取”其收藏的名画。所谓借取，在战乱环境下往往意味着有去无回，张大千自然不会把珍品交出去。
这一次，他没有说画作不在手中，而是提出了另一个条件：珍贵藏品都在上海，可以让家人前去取画，自己留下等待。
对方以为抓住了人质，便同意家属离开。张家人抵达上海后，迅速通过报刊等渠道散布消息，称张大千已经遭到日军杀害。消息传开，文化界和社会舆论纷纷追问日方，外界也开始关注这位中国名画家的下落。
日本人原本想借张大千的名声做文章，却没想到事情闹大后，反而暴露了所谓“保护文化人士”的虚假面目。若继续扣押，势必引发更大压力；若真的伤害张大千，后果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只能放人。半个月左右的等待之后，门外传来日方人员的通知：“张先生，您可以走了。”
张大千打开房门，对方脸色难看，却仍不得不说：“您慢走。”
这两次说法，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抗战轶事。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具体时间、地点和细节，不同回忆材料存在出入，部分情节难以逐一核实。但张大千拒绝为侵略者服务、保护家人与收藏的基本事实，与当时许多文化人士的处境相互印证。
他没有拿枪上战场，也没有发表长篇檄文，而是利用名望、舆论和对手的顾忌周旋。画家手中的笔，既能描山河，也能在险境中成为不肯屈服的凭据。抗战时期，文化人的抵抗并不总是轰轰烈烈，有时就是守住名字，守住作品，也守住不替侵略者作伪证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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