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5月2日，河北汤阴城破，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被解放军俘获。这个曾经掘开清东陵、轰动全国的人物，没想到会在一场战役中落入刘伯承的手里。更出人意料的是，刘伯承没有立即审问他，而是吩咐警卫：“把孙殿英带来，我和邓政委请他吃饭。”
这顿饭看似寻常，背后却有一段旧交。抗战时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曾在太行一带活动，孙殿英的部队当时驻守附近。虽然双方后来走上不同道路，但在一次转移中，孙殿英曾为刘伯承、邓小平所部提供方便，还送过一批枪支弹药。
孙殿英被带进来时，仍被绳子捆着。刘伯承亲自替他松绑，说：“孙将军，今天在这种场合见面，并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孙殿英答道：“败军之将，无话可说。”几句寒暄，气氛竟慢慢缓和下来。
刘伯承没有谈东陵，也没有追问战败原因，只提起当年共同抗日的往事。孙殿英听后也说：“那时你们缺枪，我确实送过一些。”酒杯碰响，旧事被重新提起。这样的处置，并非替孙殿英开脱，而是说明刘邓对俘虏有一套明确原则：该负的责任不能抹去，过去的实际帮助也不必一概否认。
孙殿英的落网，与刘伯承在豫北的部署密切相关。1947年3月，胡宗南占据延安之际，延安早已完成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得到的更多是宣传上的声势，真正改变战局的，却是刘邓大军在豫北、晋南展开的攻势。
这次作战没有盯着一城一地反复消耗，而是瞄准平汉铁路和敌军东西战场之间的联系。部队先后攻取多处据点，迫使国民党军调动兵力。刘伯承善于把对手的增援变成新的战机，围攻汤阴，实际意图是吸引王仲廉集团出动。
王仲廉不敢坐视汤阴失守。4月中旬，他调集部队北上救援。刘邓部队采取运动防御，边打边退，把援军引向宜沟、屯子山一带。4月16日，两路主力突然合击，切断国民党军各部之间的联系。经过两昼夜战斗，第二快速纵队被歼，四十一师、六十六师也遭到重创，解放军缴获了坦克和汽车。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缴获并不只是数字。豫北是平原，机动能力十分重要。敌军原本倚仗车辆和装甲装备加强突击，战斗结束后，这些装备反而成为解放军继续作战的工具。王仲廉退回新乡，汤阴守军失去外援，城内军心随之动摇。
汤阴的守将，正是孙殿英。此时的他已不是早年那个纵横华北的军阀，而是一个背负复杂旧案、靠人情和利益维系地位的地方武装头目。面对围城，他却选择固守，抓民夫、拆民房、修工事，似乎想以一场硬仗证明自己仍有价值。
孙殿英最受人议论的往事，发生在1928年6月。那时他率部驻扎蓟县，与马福田等人勾连，派工兵挖掘清东陵，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和乾隆裕陵都遭破坏。墓中陪葬品被掠走，东陵盗案很快传遍全国，溥仪也组织清室遗老向国民政府申诉。
关于珠宝去向，民间流传甚广。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宋美龄所用鞋上的夜明珠，可能就是慈禧口中含着的那一颗。不过，这类说法涉及当事人回忆与转述，具体流转过程很难逐项核实。可以确定的是，孙殿英曾拿出珍宝打点权贵，借此寻求庇护，东陵盗案最终没有得到与舆论期待相称的惩处。
抗战胜利后，孙殿英又依附王仲廉，并以金银珠宝维持关系。可到了汤阴，他面对的已不是能够周旋的旧式军政环境，而是经过长期战斗锻炼、组织严密的刘邓大军。1947年5月1日，解放军发起总攻，炮火配合坑道作业，逐步打开城防缺口。次日，汤阴被攻克，孙殿英及其部下七千余人被俘。
被俘之后，孙殿英担心旧案发作，刘伯承却先以旧交相待，再按俘虏政策处理。这场饭局没有改变孙殿英的历史责任，也没有遮掩东陵盗案，只留下一个细节：战场上的胜负之外，如何对待一个复杂人物，同样考验着指挥者的格局。
豫北战役持续近两个月，歼敌四万五千余人，控制平汉铁路一段重要区域，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防御部署。刘伯承在总结时说，这一仗像是用“铁扫帚”把根据地门口清理了一遍。汤阴城头落下的，不只是孙殿英的旗号，也标志着豫北局势出现了根本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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