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新疆与边疆学：学术回顾、学理总结及前沿探索

2026年7月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域新疆研究中心承办的四川大学“西域新疆与边疆学”工作坊第1期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四川、北京、新疆等地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近三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学术研讨会以“西域新疆与边疆学：学术回顾、学理总结及前沿探索”为主旨，对西域新疆等陆海边疆相关的历史议题与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展开了深入研讨。

王国维曾经指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近代中国新学的代表性领域之一即是边疆危机激发下的晚清陆海边疆史地之学。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脉络始自清代嘉道之际的祁韵士和徐松，梁启超称之为“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西北边疆史地学的首开风气发端于新疆，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学术志趣和治学风格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派，开创出近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传统，事关近现代中国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

本次学术研讨会会通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前世今生，尝试西域新疆研究与当代边疆学的学术传承与创新，与会学者在专题发言与圆桌会议中分别围绕边疆学学术回顾与学理建构、西域新疆多类型实证分析、清代新疆治理与国家认同、海疆陆疆区域联动与边疆空间研究四个方面展开探讨。

边疆学学术回顾与学理建构

面对“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如何从晚清西北边疆史地经世传统中挖掘思想资源，并从学理层面构建当代边疆学的发展路径是本次研讨会重点议题之一。

杨明洪在《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学派路径分析》提出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存在“三层次”的分析框架：底层是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中层是学科意识，顶层则是学派意识。他主张以“学派意识”引领当代边疆学发展，以“学派”凝聚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创新核心概念，集中研究相关理论及议题，同时建立有利于学派创新的评价体系。晚清西北边疆史地学派和抗战时期边政学研究均已证明此路径的有效性。

对于中国自主边疆学的发展路径，汪洪亮《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学科溯源及路径思考》认为从晚清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兴起至今，中国边疆学研究出现的三次高潮不断向着学科化建设的方向发展。通过重新梳理重要的边疆学学术概念、将边疆知识体系大众化与通俗化确立共识，提升中国边疆学的话语权与解释权。并主动搭建国际学术平台，打破西方学术垄断，传播中国的边疆观、历史观、民族观是提升中国边疆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与影响力的应有之义。

在探讨中国自主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同时，如何从知识体系层面建设中国自主边疆学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孙勇《从“史地经世”到一般边疆学认知的进程》创造性地提出“一般边疆学”的概念，通过借鉴晚清祁韵士、徐松从陆地边疆认定、边疆空间测绘到制度记录的传统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范式，结合当代新型边疆形态的出现、“新文科”元素及国家政策导向，抽象出“一般边疆学”的新研究范式，整合国家边疆治理与共同体建设的知识体系，进而回应陆海统筹、民族复兴等时代命题，进而形成中国边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袁剑《议题定位与时空关系——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几点认识》提出在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需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当代治理经验相结合，主张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式，藉此为当代边疆社会的现实需求提供知识支持。边疆研究议题需要处理好当下边疆空间投射及历史时期跨区域边疆问题的关系，同时要对历史边疆治理经验有所扬弃，并提出了突破传统中原王朝的时段界限，以更宏阔的时空视野重新审视边疆朝代的更替问题。

朱金春《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到边疆轴向互动：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学派特征与当代发展》指出“学派的关键在于命题建构，而非外在设置”，并提炼西北边疆史地学中“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总体空间意识”，提出“陆海联动中国”的命题。通过陆海边疆联动机制、交通、财政、移民和制度在腹地-节点-边疆之间形成的复合网络以及当代边疆发展战略中的陆海联动格局，构建起从传统到当代的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战略纵深的理论学派。

相较于五位学者的研究议题多聚焦于时空关系，易艳丽则关注到晚清士大夫群体性边疆知识生产的探索。《林则徐、魏源与姚莹的边疆知识互动研究》通过林则徐、魏源以及魏源、姚莹间的边疆域外知识交流，展现了晚清士大夫从个人到群体的边疆域外知识共同体的形成与对话，体现了道咸之际以林则徐、魏源、姚莹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在传承乾嘉学派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的眼光将边疆知识直接服务于国家边防与现实危机，传统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由此得以延展与扩充。

西域新疆多类型史料实证

与会学者通过考古文物与文字资料、多语种文献、田野考察文献等多重证据法，推进了西域新疆历史议题研究的丰富性和深入程度。

“迦腻色迦弘法问题”是佛教史与贵霜史研究中具有争议且历久不衰的议题。庞霄骁《“迦腻色迦弘法问题”再思考》通过贵霜铭文与《三国志》的文献互证，以及“迦腻色迦”相关的三类贵霜钱币特质分析，推论出贵霜帝国三位“迦腻色迦”国王及其在位时间。并将贵霜铭文、《大唐西域记》、相关考古遗迹及贵霜佛经进行综合解读，提出实行弘法结集的国王应为迦腻色迦一世，迦腻色迦一世时期贵霜佛教的主要流派仍是“说一切有”部，但大乘佛教已经开始萌芽。

马晓娟《元代匣答儿密立家族事迹考》通过《元史》、《苏拉赫词典补编》等文献考证以及历史语言学的审音勘同比较分析，提出匣答儿密立家族发源地“斡思坚（Özkend）”应是费尔干纳盆地东端之讹迹刊（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奥什州乌兹根城），并推断出匣答儿密立归附成吉思汗的具体时间，以及其家族成员世系表及归附蒙古后的最终去向川陕地区。不仅对“斡思坚（Özkend）”的具体地理位置提出了新结论，也增进了学界对于匣答儿密立家族的认识。

恽文捷《19世纪前期德俄学者的阿尔泰地理考察及其影响》梳理了1850年之前欧洲人以阅读中国实测地图、实地勘测阿尔泰地区及地质考察等方式逐步增进了对阿尔泰山及周边地区的认知，俄国学者“自然边界论”以阿尔泰山等天然大山作为中俄边界，于19世纪初被应用在中俄边界地图，又在俄方秘密探测的基础上订立《北京条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外国学者界定的地理概念中隐含的政治与文化意涵应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重点关注的方向。

多语种文献是现今深入研究和推进边疆历史认识的新着力点。白海提《关于清代西域新疆察合台文文献研究的一些思考——以及其续编史料为例》指出使用不当及研究缺失使得察合台文文献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史料价值，通过考察《成吉思传》中蒙古察合台后王们与新疆各民族的族际互动及续编所载清王朝赋予南疆诸阿奇木伯克的权力合法性，提出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下整理使用察合台文献，从话语、理论、史料三个维度，为构建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为学界多语种文献的整理与使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孙文杰《从满文寄信档看旌额理对新疆的治理与认识》通过满汉文献考据旌额理在新疆的任职经历，并以满文寄信档为史料主体，梳理旌额理推行“陆续坐补”、“余丁顶补”等屯田模式、调整新疆马匹贸易、筑六城四堡并设治管理粮饷与民屯、奉行对新疆周边藩属的“不干涉”等治理政策，奠定了清代乌鲁木齐治理模式的基础，对新疆地区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解清代边疆治理模式与对外关系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

清代新疆治理与国家认同

热合木吐拉·艾山《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新疆地方史研究阐释的几个维度》通过梳理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并阐释的“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题，并结合新疆多民族、多宗教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中国新疆地方史研究中应将新疆置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语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五观”正确认识并回答新疆若干历史问题，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国新疆地方史的具体议题。

清代统治者的边疆治理模式虽然奉行“因俗而治”的准则，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则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将中华政教文明与边疆地域文化结合，以此增强边疆区域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王鹏辉将“风教”的概念引入清代边疆历史研究中，《边疆风教：清代新疆伊塔地域何以中国的命题》以清代新疆儒释道庙宇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风教教化的载体，通过梳理有清一代伊塔道地域儒释道庙宇数量、类型、形制及相关庙会活动，展现了清代新疆从军府制度转向行省制度的进程中儒释道庙宇长期存续与扩展。由此提出儒释道庙宇在陆海边疆区域普遍存在，以“风教”作为边疆学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命题，可以超越单一地域经验，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术范式。

除了通过礼教信仰整合边疆外，清代还以推行统一历法的方式，将新疆等边疆区域纳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赵卫宾《清代新疆时宪书的颁行与时间秩序构建》通过厘清清政府在新疆颁行时宪书的基本史实，考察了清政府如何以时宪书为媒介，在日常公共时间观念与节庆活动中集中体现王朝国家政治秩序，通过“惯常性心理暗示”的方式，塑造了新疆地方社会生活中居民的时间观念，以时间秩序的边疆建构实践为线索，增进了对清代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认识。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如何从“西域”到“新疆”，再由“新疆”到“中国”是传统夷夏之别的“天下观”向现代主权国家观念转变的集中体现，新疆由此逐步在国家治理模式中融入“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命运”的结构性场域。贾建飞《从“西域”到“新疆”——清人新疆认知与国家认同的的整合与建构》指出从徐松《新疆识略》开始正式使用“新疆”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到新疆建省“新疆”具备法理地位并成为共识，“西域”向“新疆”的转变标志着新疆制度一体化的完成，为理解有清一代新疆如何逐步被整合到国家体制并形成国家认同提供新的认识路径。

廖文辉《晚清同光之际新疆军务问题讨论新探》聚焦晚清新疆治理模式的剧变期，考察俄国占领伊犁后清政府收复新疆用人策略的调整以及清廷内部的统帅分歧，提出新疆危机及海防塞防的用人权衡迫使清廷一改满蒙八旗高层官员辖制新疆的传统，将咸同时期内地平叛过程中形成的督抚兼任统兵大员的“新制”推至边疆地区，更从人事层面形成了甘陕新联动的情形。通过清廷海防塞防观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细微变化，增进了对晚清同光之际清政府的边疆治理策略的认识。

何广平《外防为主：新疆建省前后刘锦棠对防务体系的调整》6指出刘锦棠在建省前后对于新疆防务的诸项举措整体呈现出将重兵均匀分布于军事边防要地且南北并重的特点，改变了原有以伊犁将军为中心的军府制度，形成了巡抚-提督-总兵自上而下的军事权力格局。清代长期以来在新疆推行的以内防为主的驻防体系，开始转变为具有主权国家的以外防为主的边防属性，证实防务观及边疆治理模式的转变构成晚清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进程。

海疆陆疆区域联动及边疆空间研究

本次研讨会聚焦西域新疆与边疆学研究，其研究视野内在地包含其他边疆区域，注重陆海边疆的整体性。

李欣《海疆研究的一点体会》从海疆整体性视野梳理中国古代的海疆治理模式，提出清代集历代经营海疆之大成，形成“清天下”的疆域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地、边海疆和属国的“中外一体”，遵循“以陆定海”原则，依赖宗藩制度维持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晚清的海疆治理模式开始转向以近代主权原则强化对海疆的管理。当代中国海疆治理存在“第一岛链”、大国间的海域博弈多重问题，总结海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以回应国家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

侯毅《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的调适——以东南西沙群岛管理处编制案为考察核心》考察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体系的演变历程，抗战之前已初步形成军民融合、省地共管、以开发带动监管的多元管理模式，二战结束后海军全面接管南海诸岛，分设东沙、西沙、南沙管理处，扩充人员编制，并在广州设黄埔巡防处协防。国民党败退台湾并撤出南海诸岛行政管辖体系，为后来越南、菲律宾等国非法侵占南海岛礁留下可乘之机。

张永攀《主权维护的努力与困境：国民政府在二战前后处置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与对策》梳理1935年中印边界西段的“大尔瓦沙”地区遭英印势力入侵，新疆边防督办公署通过周密调查证明该地属中国领土，使得国民政府的抗议具有合法依据。1947年印度独立后，国民政府针对中印边界东段的门、珞、察地区成立调查小组并实地调研等方式应对，体现了国民政府在中印边界危机中长期以调查与交涉为主，加强军事部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防建设与边疆民族团结。

边疆学的空间问题涉及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卡比力江《城市安全信息系统学与实践经验》聚焦城乡脆弱性评估、空间承载力分析及韧性城市规划，旨在构建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系统，并通过都江堰的区域脆弱性评估、空间再生分析，整合了城乡空间信息化与防灾规划、脆弱性评估与空间解析、韧性城市规划与管理、城乡空间再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因素系统分析，为边疆区域空间安全与防灾规划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前沿理论支撑。

彭文斌《中国边疆研究——空间与区域知识复合性》指出边疆作为空间与区域研究的一类，其知识性话语由中西方学界共同塑造，是嵌入特定社会背景的结构化产物。提出区域研究的三种可能性路径：结合布罗代尔三时段学说探究中央与边疆的空间过渡地带；关注“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形塑的社会空间；比较西南与西北区域模式的异同。并进一步主张“知识复合”的中国边疆跨区域研究，观察边疆区域空间内的“族群主体、历史层累与生态互动”，达成以人类学整体观对边疆区域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的辩证理解。

创始于晚清的四川大学具有悠久的边疆研究传统，代表性的学人如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李安宅等，四川大学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知识的生产中形成了川大风格的边疆学谱系。本次研讨会继承川大边疆研究的学术传统，参与构建中国涉疆领域的自主性边疆学知识话语，提出了西域新疆研究与边疆学发展学术模式的认识。研讨会指出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终于取得了可以和晚清西北边疆研究相提并论的学术地位，表明中国西部边疆研究成为了一个学术整体，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地理边缘，更是革命主体性生成的空间，边疆研究可以成为理解中国革命秩序与线路的核心维度，通过边疆研究重新认识“另一面的中国”，四川学界的边疆学研究拥有独特的边疆学术资源。研讨会认为西北边疆史地学蕴含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整全视野，其学术传统历经民国的边政学，再到当代中国的边疆学，构成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路径。研讨会不仅系统梳理了西域新疆研究的学术脉络，拓展了边疆学交叉研究的多学科视野，更为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鲜活的学术增量，是涉疆研究与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学术实践，深化了对新时代边疆学的整体认知。研讨会总体呈现出清代嘉道以降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学说范式，延续至民国边政学以及当代边疆学，体现其陆海边疆互动的视野，回应了“构建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

张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鹏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域新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