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4月14日，香港九龙的一家酒店外，几名刚刚抵达的老人迟迟没有等来前往台湾的安排。他们曾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今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手里拿着允许赴台的手续，却被挡在海峡之外。
这场持续140多天的滞留，表面看是十个人的去留，背后却牵动着国民党当局最敏感的神经：这些从大陆获释的原国民党军官一旦进入台湾，许多长期被刻意遮蔽的事实，便可能出现在台湾社会面前。
事情要从1974年冬天说起。当时，关押多年的战犯已经所剩不多。12月，毛泽东提出，许多人放下武器已有二十多年，继续关押已经没有必要，可以让他们恢复自由。周恩来随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清查在押人员情况，为下一次特赦作准备。
公安部门最初的报告相当谨慎，列出了13名不宜释放者。不过，毛泽东审阅后改变了处理尺度。他提出，剩余人员全部释放，举行欢送活动，安排饭食，发给零用钱，恢复公民权，不再强迫他们接受所谓改造。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宣布，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共293名，其中包括原国民党军官、党政人员和特务，也有伪满、伪蒙政权人员。至此，关押在大陆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政府还明确说明，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可以提供路费和便利；日后若愿意返回大陆，也会受到欢迎。这一安排并非口头安慰，而是给了他们实际选择。很快，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邨、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十人提出赴台申请。
十人之中，除蔡省三外，其余大多在台湾有亲属。蔡省三另有打算，他早年曾在江西三青团系统任职，与蒋经国有旧交，希望借赴台机会沟通两岸关系。申请获准后，十人由有关方面人员陪同，于4月13日抵达广州，广东方面设宴为他们送行。
席间，蔡省三曾说：“共产党不杀不辱，还给我们治病、参观的机会。”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直接触及了台湾当局最担心的一点：这些人亲身经历过长期关押，也亲身经历了被释放后的待遇，他们一旦回到台湾，便会成为无法轻易控制的见证者。
4月14日，十人抵达香港，准备转赴台湾。然而，台湾方面很快陷入两难。拒绝他们入境，显得连亲属团聚都不允许；接受他们，又可能让台湾民众听到与官方宣传不同的声音。
坊间后来流传，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曾惊呼：“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但这个说法缺乏完整可靠的同时期材料，而且蒋介石已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时间关系必须辨明。可以确认的是，赴台申请确实给台湾当局造成了压力，蒋经国接掌政局后采取的办法，基本只有一个字：拖。
十人被安排在香港等待，迟迟没有明确答复。6月初，张铁石被台湾方面人员接到富都酒店单独居住。有关方面不仅扣留或骗取其路费，还要求其家属作出担保。张铁石无法接受这种处置，6月5日留下遗书后在酒店自缢。
消息传出后，其余九人公开批评台湾当局，香港及澳门舆论也持续追问。原本只是一次人员返台申请，逐渐演变成一场公开的政治风波。台湾方面既无法顺利接纳，也难以继续用沉默遮掩。
中央随后重新安排九人的去向。愿意回大陆的，可以安排工作；愿意去外国的，给予旅费帮助；想留在香港的，也会获得生活保障。赵一雪、张海商、杨南邨后来回到大陆，分别在上海、湖北、四川等地担任政协方面职务。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先后前往美国，王云沛和蔡省三留在香港。
王云沛一直希望与家人团聚。1978年5月，他的夫人张佩霞从美国辗转到香港，两人终于见面。遗憾的是，王云沛于1979年10月8日病逝，这段迟来的团聚并没有维持太久。
蔡省三则在香港写作和从事沟通活动，曾为报纸开设专栏，评论时事，并出版有关蒋经国、战犯特赦及赣南经历的书籍。1975年12月20日，病中的周恩来读到香港刊物关于蔡省三的文章后，在文末写下“托托托托”四个字，显然是对这条沟通线索的重视。
1994年国庆节，蔡省三与妻子受邀到北京参加庆典。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周恩来当年的批示时，他写下诗句：“病危犹书托托托，垂范万古念斯人。”而那十个人当年未能踏上台湾，并未使这场风波归于无声。1987年11月2日起，台湾方面终于开放部分居民经第三地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局面由此出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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