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新疆军区驻地，杨勇听说陈锡联即将前来视察，立刻安排接待，还特意让妻子林彬准备酒菜。多年战场并肩的老战友要见面，杨勇的高兴，几乎写在脸上。
林彬却没有只顾着高兴。她知道，此时的陈锡联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老部下、老战友，而是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身上担着重要职务。于是，她提醒丈夫：“陈锡联现在已经是中央领导了，说话要注意分寸和场合。”
杨勇听完大笑，满不在意地说：“老陈不是那种人。”这句话看似随意，背后却是几十年相处积下来的判断。
杨勇和陈锡联的交情，并不是因为同为上将才开始。两人都出身于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在枪林弹雨中工作，彼此知道对方的脾气，也清楚对方在关键时刻会怎样选择。
陈锡联在军中的一个鲜明标签，是善于抓炮兵建设。1950年，中央军委着手建立军、兵种领导机关时，毛泽东点名让陈锡联担任炮兵司令员。这个安排，与他在战争年代表现出的炮兵指挥能力密切相关。
陈锡联接手炮兵后，并没有把工作停留在扩充编制上。他推动部队建设，重视炮兵干部和技术人员培养，还参与炮兵学院建设并兼任院长。对当时装备基础薄弱的新中国军队来说，培养懂技术、会指挥的人，比单纯增加几门火炮更为迫切。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炮兵逐步投入战场。面对敌军空中和火力优势，炮兵承担的不只是掩护冲锋，还要压制敌方火力、支援阵地防御。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期间，炮火的猛烈与射击的准确，成为志愿军取得战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意思的是，陈锡联的威望并非只来自战功，也来自他处理军政关系时表现出的稳定和谨慎。1959年，他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此后长期主持一方军政工作。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由沈阳军区调任北京军区，显示出中央对他的信任。
1975年，陈锡联进入中央军委常委，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来到新疆军区视察。军区上下按礼仪迎接，杨勇却仍把他当成旧日战友来等候。
陈锡联抵达后，两人见面没有过多客套。谈起往事时，杨勇依旧称他为“老陈”，陈锡联也没有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子。视察安排结束后，他没有住进专门准备的接待场所，而是到杨勇家中吃饭聊天。
一顿家常饭，反倒比正式宴请更能说明关系。杨勇敢于直呼其名，并不是不懂规矩，而是知道陈锡联不会因职务变化便另眼相看。林彬的提醒，提醒的是场合；杨勇的坚持，依靠的是人品。
这种信任，源自一段并不轻松的经历。
1967年，杨勇被解除职务并受到审查，直到1972年才重新出来工作，后来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那时，陈锡联正是沈阳军区司令员。特殊环境下，许多人对与杨勇接触有所顾虑，陈锡联却没有把这位老战友推到一边。
他明确要求军区有关人员，必须同样对待杨勇，认真支持他的工作。按照有关回忆，陈锡联还强调，杨勇副司令员的工作指示要得到执行，不能故意怠慢，更不能设置障碍。
这几句话的分量很重。那不是饭桌上的客气，也不是一般的私人照应，而是在组织关系和工作秩序中，给了杨勇一个明确位置。对于刚刚恢复工作的干部而言，这种公开而直接的支持，远比私下安慰更有力量。
杨勇在沈阳军区工作一年后，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两人再次分开，交情却没有中断。新疆地域辽阔，军务繁重，杨勇仍然记着沈阳时期陈锡联给予的信任。
1976年底，社会上对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看法仍有分歧。杨勇安排好新疆军区事务，准备前往南方疗养。表面看是休养，实际行程中还联系了一些老同志，商议如何推动工作走向正常。
为了出行便利，杨勇曾向陈锡联申请飞机。陈锡联没有反复推诿，很快批准了这项安排。这样的支持并不张扬，却再次体现出两人之间的默契。
同行者中有罗瑞卿。由于当时罗瑞卿的有关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各地接待中难免出现态度冷热不一的情况。杨勇察觉后，始终照顾这位老战友，连住宿条件都亲自过问。房间若有不妥，他便主动调换。
行程经过汕头、深圳、三亚等地，在广州还受到许世友邀请。饭桌上，许世友谈到部队时说：“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野营拉练。”话不长，却让杨勇听出了其中的态度。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陈锡联后来继续在军政岗位上工作。两位上将的人生道路各有起伏，那场新疆军区的家宴，却留下了一个朴素细节：职务可以改变称谓，真正经受过考验的交情，不会因称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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