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何川：宽松的环境更容易萌发原始的想法

出品｜搜狐科技

作者｜周锦童

9月19日上午，2026新基石50²论坛在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会议中心举行。

会后，搜狐科技等媒体对话了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2023年沃尔夫化学奖获得者何川。

何川围绕AI对科研的影响、学术品位的培养、基础研究方向的选择、癌症早筛前景以及科研评价体系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在何川看来，AI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它不会自动带来原创力，真正有判断力、洞察力的科学家会借助AI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而缺乏职业训练的人就可能掉队。

他表示，中国政府对科研的重视程度是全世界最强的，中国社会对读书人和知识的尊重是科技发展的两大基石。“中国年轻人做科研的体量、热情和力度都很大，但学术环境和学术素养的建立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

谈及AI时代，科研人员该如何保有原创能力、学术品位要如何养成时，何川表示，“学术品位是极少数人能够预见领域发展方向的能力，需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积累，不是五年、十年就能建立起来的。”

有趣的是，何川当时选择RNA甲基化这一相对冷门的方向时，并未预料到它会成为日后蓬勃发展的领域。

当搜狐科技问及如何看待“冷门与重要”的问题时，何川则表示：“芝加哥大学交流环境宽松，原始想法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更容易萌芽。”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有所删减）：

媒体：在AI时代，科研人员的创新会不会来自AI？科研人员怎么保有原创能力？

何川：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去年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提过同样的想法。我觉得AI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工具。在短期内，它可能会导致科研上甚至整个社会分层更加明显。就像互联网来了之后，看我们怎么利用互联网把所有的事做得更好，AI也是一样。

到那时候，顶尖科学家，真正有判断力、洞察力的科学家，会借助AI进一步推动科学的发展。但是有一些人只是用AI，缺乏职业的训练，没有经过真正的几十年的打磨，可能就会掉队。

怎么样去防止这个事件的发生？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教育界和科研界一个挺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让AI进实验室这件事还是有些抵触的，还是需要围绕学生，让他们利用AI，但是充分锻炼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媒体：您认为AI对科研能力是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何川：其实就像潘建伟老师说的，真正的科研人员在35岁到45岁还比较有闯劲，到50岁有点像20年的茅台，就有对科学的品位。如果有AI的加持，后面会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而没有达到这个品位的时候，就有AI介入，会不会将来整个断代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媒体：很多科学家特别强调学术品位这个问题，怎么提高学术品位？

何川：学术品位就是我刚才座谈时说的，其实是在整个学术生涯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你能不能够提出创新的问题，这是几十年磨炼的事。我上个礼拜还跟我们系第一年的学生讨论这个事。你才进来，5年到6年的博士是干什么？你不会马上有学术品位的。学术品位是什么？极少的人能预见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20年、30年的积累。

但是你进到博士生这个program以后，接受的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训练，导师能够相信你能够把这个事办得非常好，往前做。在最后的几年你有一个做科研能产生想法的过程，这就是很好的训练。你出来之后再一步一步提出自己的科研，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环境。首先在课题组里面把你训练好，但是我也要求你能独立去想问题。在你博士最后的阶段，你对你这个领域的理解可能比我还深，这是一个训练。

你出来之后能不能提出新的问题，你周边的人在跟你交流的时候，能不能交叉，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这个是一个实验室到整个的成长环境和你未来工作环境的整个的全链条的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影响培养下的人，到最后会有不一样的学术品位。

媒体：您当时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太热门的专业，甚至有点冷门。您怎么判断它是值得投入的？

何川：这个可能我说一下我们在芝加哥去recruit学生和system professor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事。我跟学生、来应聘的人说，美国东西部跟两个海岸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这边比较relax，没有那么cutting throat的competition。还有一点你仔细看，很多最原始的想法其实都是在美国中西部萌芽的，然后两岸把它做起来。

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面，不是非常competitive的时候，反而你能去想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开玩笑就是像我在波士顿上学的时候，我的mentor都很忙，你想你的学生跟你的mentor有半小时一小时的交流，基本上不太可能。在芝加哥大学，随便敲一个教授的门，绝大多数人马上会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跟你聊，你有足够的时间跟他交流碰撞。

我自己花了半年到一年，通过跟不同的人交流，尤其我的同事潘涛，最后选了三个方向。RNA甲基化是我们做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我15年后开始做的。我觉得我们想的三个方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那时候平均每个星期碰在一起吃个饭。

我们系有个传统，每天中午绝大多数的教授在一起吃个饭，现在没这个传统了。那种环境下你了解到不同人的领域，不同的思维方式很重要，怎么激发你换一个方式想这个事。

媒体：在交叉领域的话，您觉得我们中国有哪些优势或者可提升的空间？

何川：我觉得中国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窦主任说得很好，整个中国政府对科研的重视是最强的。而且中国社会作为儒家文化，对读书人和知识一直是非常尊重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两点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两个基石。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年轻人做科研，各方面的体量、热情和力度都非常大。但是每个事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刚才提的学术环境、学术素养，不是说5年、10年都能建起来的，它是一个更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可以耐心一点，但是在有耐心的同时，也要纠正一些不正确的事情，比如有一个真正公平的能够促进创新的评价体系非常重要。

媒体：基础研究我们知道它的科研周期很长，它出成果也比较慢。支持您长期坚持基础研究的核心信念是什么？

何川：我觉得好奇心，主要是好奇心。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兴趣。我觉得做这个事之后有reward，比如我发现一个新的机制，掌握一个新的知识。当然最终这个知识能够对人类的健康有帮助是最好的，主要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一个新的知识，对好奇心的满足。

媒体：你刚才有提到说自己每到7年之后都会回头看一下问题，有没有新的方向值得期待，通常会看哪些信号？

何川：我看到一个领域很多人了，我觉得我的作用就有限，这个时候我会想想，我是不是去做点别的事情？因为有这么多人，大家的能力都很强，我在里面发现新问题的概率也会小很多。

媒体：癌症在还没有症状之前，血液里是不是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何川：癌前的筛查是一个很热的课题。在癌前的细胞，它的释放DNA、蛋白在血液里面是有限的，这个是很大的难题。的确我们现在有一些想法，像我们实验室做的，像一些肠胃方面的癌症，它的微生物的改变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未来是能够和AI结合起来很有意义的方向。

媒体：有没有可能，我们抽一管血就能筛查出来这个人有没有癌症？

何川：在DNA甲基化的层面上，我觉得中晚期肯定是可以的，毫无疑问。早期和癌前病变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一些癌症是可以办到的，还有一些癌症我觉得还要去看。我想以后通过AI来看这些数据，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接近早期发现癌症，而且这个肯定是必由之路。未来的癌症肯定是早期诊断，免疫治疗以及精准治疗。

媒体：现在大部分治疗癌症的方法是杀死癌细胞，未来有没有可能通过你研究的RNA修饰，直接改写癌细胞的RNA？

何川：癌症它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扩散，把它切掉就没事了。到了晚期，整个的染色质完全变了，这个时候各种精准治疗可以控制它，加上免疫治疗，真正把它治愈是很难的事，希望把它变成类似糖尿病去控制它。其实整个癌症到晚期全部紊乱了，真正有意义的以后是早期发现，在它细胞体系紊乱之前找到它。

媒体：最新的研究说人类的寿命有望达到150岁，对这个研究你是怎么看的？

何川：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投入主要是限于我们知识的局限性。我们整个的科研团队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而很多方向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去花足够的时间去探索。

衰老我觉得在基础科研上有大量可以做的。像我们能不能重新去产生我们自己的替代器官等方向，我个人觉得整个学术界的投入还是有限，我觉得把这个投入加上去之后，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媒体：您觉得自己不是最聪明的，在科研中除了聪明之外，还应该有哪些能力？

何川：我觉得聪明跟智慧是两回事。我博士的导师有一次对我说，因为我在麻省读的博士，在哈佛做的博后，他说你在剑桥扔一个石头过去，就能砸到一个聪明人，聪明人很多，但是有智慧的人不多。

智慧还是要在聪明基础上加上自己对各种事情的判断，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就像我们说的学术的素养。

媒体：您觉得做基础研究，是我们要锚定一个领域，一直深耕下去？还是要从多角度看待问题，转变思路？

何川：这两点都很重要。就像潘老师说的，你看一个事情不断做下去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外的发现。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你得想清楚这个事做成了，它的意义有多大。有些没有意义的事，你做出来也能作出意想不到的发现。这是为什么科研你没法从上到下去指导，而是让大家自由探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有意义的工作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像2017、2018年的时候，我去美国一个地方拜访，有个人跟我说：何老师，我们一起做RNA疫苗吧，非常有前景。我说你是不是太疯狂，脑袋进水了，RNA怎么能做疫苗呢？又不稳定。

结果2020年新冠来了，如果没有新冠的话，这个RNA疫苗可能没法很快起来。在当时可能看上去不太靠谱，但是有些人一直在做，就把它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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