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了多年中国货，尼日利亚商户为啥突然要求中国商家离开？

回看这起事件，2026年9月中旬，尼日利亚拉各斯国际贸易博览会内爆发了一场罕见的抗议，当地商户举着标语要求中国商家退出零售市场。这一幕不禁令人咋舌：卖了多年中国货的商户，为什么突然要求中国商家离开？

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货便宜、守着供应商本分就能相安无事，但现实是商业边界正被重塑。这场冲突的本质，是越过批发边界、直接把手伸向零售柜台的中国供货商，挤压了当地商户赖以生存的利润空间。当厂家向前一步，当地商户就少赚一层。

早期中国企业远赴尼日利亚，看中的正是极低的门槛红利与未开垦的巨大市场。相比于北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非洲从不是出海热土。雨果跨境数据显示，2024 年，跨境卖家重点拓展的新市场中，非洲仅占百分之一。

动荡的环境、贬值的货币、垦荒般艰难的建设，种种不利因素都在劝退淘金者。即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正在涌向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

2019 年，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一百九十二点八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二，在中国前四十大贸易伙伴中增速排名第一。

在尼日利亚创业十年的张超曾提到，从机场到他家的三十分钟路途，原来只有一两家中国人开的厂零星分布，可现在路两边全是中国厂，估计有上千家。这么多商家扎堆前往，就是为了以更低成本把中国货卖出去。吸引中国老板来到尼日利亚的原因并不复杂。

一方面，尼日利亚有二点二七亿人口，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人口结构年轻化，平均年龄十七点三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尼日利亚的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二百到四百元人民币。

而要在非洲雇一个中国人，除了每月一至一点五万元人民币的工资，还要加上签证、机票、餐饮等费用，每年需要支出二十万以上。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的税收监管非常宽松。

张超表示，当地建厂的中国人只需给税务部门三五百万奈拉，约合人民币一点三至二点一万，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找上门来。这种相安无事的批发前奏，让双方在初期各赚一段钱。

同时，在尼日利亚做了十二年家具生意的蔡晨也表示，当地条件落后，就连用电脑登记税务的申报流程都是近几年才出现，可操作空间很大。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的税收征管要比尼日利亚严格。对于小厂家来说，宽松的税收监管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成本。

疫情以来，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之后，来尼日利亚本土开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涉及各行各业，比如 3C 电子、家电、家具、鞋服、矿业、农业。对于中国出口到尼日利亚的生意，为了提高竞争力，有实力的中国商人会将工厂直接开到当地，进一步缩减成本。

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做起尼日利亚到中国的出口生意，例如木炭生意。但随着扎根更深，当地的商业现实开始迫使中国商家改变策略。

木炭是工业、农业、畜牧业、冶金业等行业不可缺少的原料和添加剂。出于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环境保护，我国法律禁止非法采伐、毁坏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来烧制木炭，因此一部分木炭需要依赖进口。

而尼日利亚对于木炭烧制并无严格禁令，并且在 2023 年取消了对木炭和加工木材出口的禁令。部分中国商人看见了商机，将尼日利亚的木炭出口到中国。虽然尼日利亚展现出的掘金机会吸引了一批批中国老板，但中国商人在尼日利亚的实际处境也符合大众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混乱而危险。

当地流传这么一句话，绑架发财比买彩票中奖的几率要高。这种险恶的环境，让供货商们不得不缩短销售链路来对冲风险。张超生活在奥贡州，紧挨着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格斯，是制造业聚集区，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中国工厂。

由于绑架实在太猖獗，奥贡的大部分中国老板都会给自己雇武警。当地普通工人的月薪是二百至四百元人民币，而一次绑架就可以为绑匪带来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赎金。如此高收益使绑架在当地已形成产业。

张超就亲身经历过一次绑架，交了十几万元人民币赎金才被放回，即使如此，还是被打得很惨。蔡晨身边也有被绑架的案例，很多绑架案是有预谋的，往往是内部人员掌握了雇主的行踪，跟绑匪里应外合。除了治安压力，其他生存危机也在悄悄蚕食中国商户的传统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中国老板对绑架的态度逐渐变得轻松，毕竟绑匪更多是图财不图命，很少伤害人质。更多情况下，绑匪需要的是可观的赎金，而对中国商人来说，几十万虽然数额不小，但可以花钱消灾，也能接受。除了绑架，疟疾也是绕不开的痛点。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非洲地区占全球疟疾发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四国的疟疾死亡人数占全球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尼日利亚，疟疾就像感冒一样普遍，症状可轻可重。

环境恶劣之外，极其棘手的用工难题也促使中国老板开始亲自把控终端。疟疾的死亡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当地的卫生条件、疟原虫对药物的耐药性，以及是否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治疗，重点在于能否及时得到有效治疗。

当地所在的中国人聚集区会有医疗资源尚可的中国医院，感染疟疾后，通过打针、输液、吃药，大多都能康复。但也有例外，有朋友在感染疟疾后，症状较为严重，已经到了尿血的程度，住院每天花费一两万元人民币，好转之后立马回国了，不敢再踏上非洲这片土地。

除了生存环境存在风险之外，尼日利亚的用工环境也有诸多挑战。虽然当地的用人成本极低，但是他们身上也有不少槽点，比如偷窃和技能不足。在尼日利亚，就连电力的供应都不够完善，更别提监控，因此犯罪成本很低。

这种低效与管理难题，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商户与当地中间商合作的生存空间。铜线、电缆等机械配件都是工人们常偷的物品。尼日利亚铜价大概是六万多元人民币每吨，偷上十几公斤铜去卖，都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为了应对偷窃，不少工厂下班前会进行搜身检查。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石头曾提到，当地人普遍有受害者心态，他们认为外国人来他们的国家，就是偷走了他们的资源，因此他们在索要、抢夺、偷窃外国人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

谈及偷窃背后的原因，几位中国商人有共识，那就是太穷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尼日利亚两亿多人口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高昂的生活成本也加剧了他们的贫困。面对如此沉没成本，如果仅仅只卖批发中国货，微薄的加价已难以为继。

由于用人成本低，中国商人在当地都会雇司机和保姆，每月工资为七万奈拉，约合人民币三百左右。当地的物价是六毛钱一个鸡蛋，一只肉鸡要六十至八十元人民币，普通人每月工资只够买三只鸡，这些收入仅仅用于吃饭都不够。有人说非洲人懒，总是躺着没事干。

其实那是因为城市以外的工作机会太少了，没有工作的人就靠躺着去减少消耗，一旦动起来，就更容易饿肚子。除了偷窃之外，还有别的问题令中国老板更头疼。小偷小盗倒还是更大的损失源自于一些员工技能不到位或者工作失误造成的人身或者设备损伤。

不仅是用工折损，连年的成本暴跌才是彻底逼迫中国商家走向柜台前竞争的关键。曾经有员工开叉车过程中，因为操作失误撞上了另外一位员工，最后治疗花费两万元人民币左右。

还有在操作机器过程中，员工可能因粗心造成机械设备的损坏，不管是医药费还是设备修理费，三百元人民币月薪的当地员工都是赔不起的，最后是由企业来买单。

还有一部分当地员工严重缺乏工作的观念。在工作时间，其他员工在装货，一位员工躺在木头上睡觉，说自己困了，没有力气干活。本地员工并不好管理，所以到后期，中国商人们会逐渐筛选，挑出靠谱、忠实的员工成为管理层，给更高的工资，由他们去管理其他本地员工。

对于中国老板来说，即使在尼日利亚躲过了绑架、疟疾、偷窃问题，也难逃过一个更令他们肉疼的问题，那就是货币贬值。在汇率重压下，如果不亲自进入零售赚取差价，中国企业的前期投入都将面临崩盘。大部分中国商人对尼出口生意，奈拉贬值对其打击很大。

据数据显示，十二年间，奈拉对人民币汇率跌幅已近百分之九百。近一年多，奈拉贬值太快，许多中国工厂承受不住，被迫停工。可以看出，在尼日利亚，如果无法应对汇率风险，前期的一切努力可能都会化为泡影。这也无形中抬高了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门槛。

在当地深耕近十年，产品多元化，有足够的竞争力，才有底气根据汇率上调价格，而不过分影响整体利润，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底气。这种逼向深水区的自救，最终成为了让当地商户感到惶恐并要求他们离开的导火索。

比如有位中国商人在尼日利亚卖轮胎，本来定价五万奈拉即可维持利润，但奈拉大幅贬值后，他需要定价八万奈拉才能不亏本。市场不接受涨价，他就只能默默承受亏损。所以，对于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中国老板来说，深谙换汇之道已成必备技能。

为防止奈拉贬值过快，收到货款后尽量当天就要换汇。在换汇时，一些商家会用到对敲的交易模式。所谓对敲，就是指一个商家做生意，收款是奈拉，另一商家收款为人民币，双方直接根据汇率等值交换，绕过正规的银行换汇流程。

经历这些生死疲劳的挑战，出海老兵们早已无法退回到过去单一且被动的供货商身份中。此外，也有一些手段可以让商家规避汇率风险，比如走地下钱庄换汇，将当地货币换成加密数字货币 USDT 等。这些手段往往不合规，有诸多法律和安全隐患。

绑架、疟疾、用工管理难题、货币贬值，尼日利亚的现实比中国老板想象的更为严峻。

不过，好在这些深耕尼日利亚的中国商人已经逐渐扎根立足，不再只从险中求生存。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也在尽力站稳脚跟。

由此可见，尼日利亚商户突然要求中国商家离开，本质上是生存成本倒逼供货商缩短渠道所引发的经营身份冲突。单纯地赶走中国零售商，保不住当地传统中间商日渐衰退的地位。

中国企业能不能长期留下来，绝不仅仅看商品价格，更在于能否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重新平衡好厂家与当地商户之间的利益分配。会卖货出海只是第一步，建立可持续的共赢渠道，才是海外生意最难解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