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5年，北京一间旧宅里，王汇川带着多年积存的疑问，拜访参加过长征的谢有法。两位老八路谈起罗荣桓在山东的往事，话题却落在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身上：王凤鸣。
王汇川曾在罗荣桓身边工作。1939年，他参加八路军，后来被调到115师政治部秘书处，成为罗荣桓的勤务员。相处近两年，罗荣桓的处事风格给他留下很深印象。多年以后，他整理罗荣桓在山东的革命活动，便专门走访老战友，核对一些流传已久的说法。
其中一条，便是“王凤鸣是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分量。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极具代表性的战斗。1935年5月，红军先遣部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来又夺取泸定桥，打开了北上的通道。“十七勇士”因此成为红军英勇作战的象征。
但人物不能靠传闻来确认。
王汇川向谢有法问道：“王凤鸣是不是十七勇士之一？”
谢有法回答得很直接：“不是。”
他对王凤鸣的经历十分熟悉。据谢有法回忆，王凤鸣是福建长汀翟田人，参加红军较早，曾经担任过罗荣桓的警卫员。长征途中，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小脚趾被子弹打掉。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已经成为团级干部。
这段经历确实不普通，也足以说明王凤鸣早年具有一定的军事资历。但“参加过长征”“担任过警卫员”和“属于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是三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第115师进入山东及苏鲁豫地区。1938年12月，685团奉命东进，随后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到1939年，湖西根据地逐渐扩大，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也迅速发展。
形势越复杂，组织工作越要谨慎。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施压，敌后斗争面临军事和政治双重威胁。在这种环境下，一些干部对所谓“托派”缺乏准确认识，容易把政治审查与敌情判断混在一起。湖西“肃托”事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39年，湖边地委创办干部学校。毕业时，一些学员提出返回原地工作的要求，本是干部流动中的正常问题。调查过程中，有人发现学员之间存在同乡关系，部分领导便怀疑背后有秘密组织。
王须仁负责调查后，没有停留在核实事实上，而是把普通的组织问题上升为“托派”问题，并使用逼供信等错误做法。材料层层上报，事态很快扩大。
有意思的是，错误并没有止于地方机关。时任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的王凤鸣，也对这场“肃托”表示支持。部分干部被捕，审讯扩大，许多人遭到错误处理，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队长梁兴初，也曾在这场风波中被捕，后来获救。
罗荣桓得知情况后，决定与山东分局有关领导赶赴湖西，制止继续扩大。1940年11月3日，上级撤销苏鲁豫边区党委，改设湖西地委，并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这一组织调整，正是对湖西“肃托”后果的直接处理。
遗憾的是，早期处理并不彻底。王须仁被认定为异己分子，王凤鸣和白子明所受处分相对较轻。罗荣桓一度认为，王凤鸣虽犯下严重错误，但仍有改造可能，曾考虑将其调回115师任职。
这次宽大处理，后来留下了严重后果。
1942年，党组织决定开除王凤鸣党籍、撤销其职务，并送往延安接受处理。由于战争环境复杂，押送前没有实施严密看管。王凤鸣趁夜逃离，投奔日伪势力，改名杨步仁，后来率领伪军袭击根据地，给抗日军民造成伤害。
115师曾组织部队打击其据点，但未能将其本人捕获。王凤鸣此后下落不明，关于他的结局，史料中也没有形成可靠而统一的说法。
所以，谢有法给出的判断很清楚：王凤鸣不是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他早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担任过罗荣桓警卫员，这些都是真实经历；但这些经历，不能替代具体战斗身份。历史人物的功过，也不能因为早年的勇敢，便抹去后来造成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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