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奴隶社会

随着农业革命的来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类也很快进入了奴隶社会。

在原始社会，长期没有剩余产品，获取多少食物就得很快把多少食物吃掉。但原始社会仍然有战争，有战争就会有战俘。因为没有剩余产品供养战俘，把战俘留在本部落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本部落有威胁的，所以原始社会时期的绝大部分战俘的命运就是被杀死甚至吃掉。考古证据证明，很多原始人都有食人的记录。

等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有了剩余产品，就有了不杀死战俘而是把他们养起来的物质基础。显然，这个时候把战俘养起来榨取他们的劳动，比直接杀死战俘更划算。同时，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建立了比原始部落时期更强大、更复杂的政权，这个时候战俘逃脱或者给俘虏他的一方制造伤害的难度比原始社会时期大多了。这种情况下，把战俘养起来作为奴隶，榨取他们的劳动，就成了“在经济上更划算、在现实条件上也更可行”的事情。

战俘成为奴隶，是农业革命让人类有了剩余产品之后将会产生的必然结果；战俘成为奴隶，其实对战俘是一种福利，战俘因此避免了像原始社会时期只会被杀死或吃掉的命运，他们只会被剥夺自由、被榨取劳动力，而不会一定被剥夺生命；战俘成为奴隶，让奴隶社会产生。奴隶社会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战俘成为奴隶”这种现象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普遍而催生出来的。

奴隶社会因战俘始，因战俘终。虽然奴隶的来源有很多种，比如债务奴隶，但奴隶社会从始到终，战俘以及被征服地区的人口都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既然有战俘，那必然就得有战争，所以奴隶社会的产生和维持，一定与“可以产生大规模战争的环境”相关。当 “可以产生大规模战争的环境”消失，奴隶社会也就会随之消失。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商朝是个奴隶制国家，在商朝存续的554年中，“大邑商”直接统治的地盘其实并不大，各地的方国以“臣服于商”的形式存在，承认商朝的“共主”地位，承担商朝派给他们的义务，比如周人的祖先就是承担了为商朝“捕猎人牲”的义务，为商人在西方捕获“人牲”然后送到朝歌杀死以祭祀商朝的神。这种环境就决定了商朝随时“有大规模的战争可打”，甲骨文中记载了很频繁的商朝军队征伐各地方国的战争，以及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这些人口都将会成为商朝的奴隶或者人牲。哪怕到了商朝灭亡的这一年，周武王进军朝歌，商纣王的大军仍然在东夷境内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大规模的战争能够持续，就能保证“向商朝提供源源不绝的奴隶”可以持续，奴隶社会就可以持续。

西周实行分封制。周王室将诸侯像撒种子一样撒向商朝故地以及尚未被华夏文明浸染的“蛮夷之地”。比如燕国，在最初分封的燕国王室到达封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四周都是蛮夷；周天子把这块地封给你了，但能不能真正把控这块地，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燕国就要与当地的蛮夷打仗，以征服他们，打仗就会有战俘，就会有奴隶。像燕国、楚国、齐国的初代王室，都面临类似的状况，都需要打仗来征服当地的蛮夷，以真正掌控自己的封地。因为大规模的战争能够继续存在，所以西周仍然能维持奴隶制。但等到周朝的诸侯国征服了蛮夷，诸侯国之间接壤了，再打仗就不太划算也不太名正言顺了，大规模战争存在的环境改变了，周朝的奴隶制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在西方， “可以产生大规模战争的环境”的存续与奴隶社会的存续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成立。巴比伦人、古埃及人、亚述人、赫梯人、罗马人，由于他们位于亚非欧三洲交界之地，那里地域广阔、地形复杂，能产生各种规模很大的政权，给大规模战争的长期存在创造了条件，能够让这些古代奴隶制帝国始终“有仗可打”从而获得源源不绝的战俘以为奴隶，所以中东地区及附近的奴隶社会维持的时间可以比中国长久很多。中国的奴隶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解体，罗马帝国的奴隶制能维持到魏晋时期。

奴隶社会就是以奴隶劳动作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在奴隶社会解体之后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哪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奴隶，但因为奴隶劳动已经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不能称之为奴隶社会。

奴隶们用辛勤的劳动养活了奴隶主阶级，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完全脱产的阶级，他们可以从繁重的种植业、手工业等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充足的闲暇自由时间、充沛的体力精力，可以从事政权设计、法律制定、文艺创作、哲学思考等“形而上”的事业。

“自由的思考”是社会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一个社会有多少总和的“自由思考”时间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原始社会，原始人每天为获取食物和保障个人的安全而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自由思考”的时间，所以原始社会几百年来发展缓慢；进入奴隶社会，社会的整个“奴隶主阶级”拥有了可以进行“自由思考”的条件，于是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立刻迅速提升起来，人类的文明进步速度也迅速“加速”起来。随着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能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平均每个人拥有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社会总和的“自由思考时间”也越来越多，于是就呈现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加速向前”的历史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