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徐志摩——康桥旧梦与那只八宝箱里的百年公案

引子：1931年11月20日，北平的那场大雾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平刚刚入冬。一大早，《北平晨报》的号外就被报童举在手里跑遍了东四、西四的胡同："济南党家庄飞机失事，北京大学教授徐志摩遇难！"

消息传到北总布胡同三号林徽因的家里时，她正在窗前给梁思成看一张古建筑的草图。她后来说，她当时"像被人抽走了全身的血"，一下跌坐在椅子上。梁思成沉默了很久，出门去联系铁路，第二天就坐火车赶往济南，去处理徐志摩的后事。

这一年，徐志摩三十五岁，林徽因二十七岁。他们从相识到死别，整整十年。

但故事没有随着那架撞在开山之上的飞机结束。相反，真正的故事，从徐志摩死的那一刻才刚刚开始，因为他留下了一只箱子。一只装着他一生最隐秘心事的箱子。这只箱子，后来在林徽因、凌叔华、胡适、陆小曼四个人之间辗转，引出了一桩闹了近百年的文坛公案。

今天，我们就从头讲起：讲一讲一九二〇年伦敦雾中的那场相遇，讲一讲康桥边的那段旧梦，讲一讲那只被叫作"八宝箱"的小皮箱，以及它背后，那笔算不清的民国情债。

一、1920年伦敦：十六岁少女与二十四岁诗人

故事要从一九二〇年的伦敦讲起。

那一年，林徽因十六岁。她的父亲林长民，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时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带着女儿从上海坐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到了伦敦。林长民把女儿送进了圣玛丽女子学院，还为她请了英语家庭教师。十六岁的林徽因，刚刚摆脱了中国旧式闺阁的束缚，像一棵突然被挪到大西洋阳光下的小树，浑身都是新鲜。

也就在那一年的十月，一个二十四岁的中国年轻人，从美国纽约来到了伦敦。他叫徐志摩，浙江海宁硖石人，原本是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的，可他到了英国之后，却被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枯燥课堂闷坏了。他后来回忆自己在伦敦的日子："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

狄更生（G. Lowes Dickinson）是剑桥国王学院的一位学者，正是他，把徐志摩从伦敦大学引荐到了剑桥皇家大学，成了一名特别生。徐志摩从此在康桥边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年。这两年，是他一生创作的起点，他后来那些脍炙人口的新诗，几乎全部写于这康桥边的岁月。

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第一次见面，林徽因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遇难后写的那篇《悼志摩》里说得清清楚楚：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林徽因《悼志摩》，1931年12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

也就是说，两人的相识，不晚于一九二〇年底。他们是在伦敦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认识的，林长民是讲演会的常客，林徽因跟着父亲去听；徐志摩是留英学生，也在场。

那一年，林徽因十六岁，徐志摩二十四岁。按照辈分，徐志摩是父亲林长民的朋友，林徽因应当叫他一声"叔叔"。多年之后，林徽因对自己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她第一次见徐志摩，只是觉得这个"徐叔叔"说话很风趣，诗写得很好，并没有别的意思。

图一　年轻时代的林徽因（想象图）。一九二〇年，她十六岁，跟着父亲到了雾都伦敦。

二、康桥之恋：诗人的狂热与少女的清醒

但故事没有停留在"叔叔与侄女"的层面。

徐志摩是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他后来给恩师梁启超写信，说出了那段被引用了一百年的名句：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徐志摩1923年致梁启超信）

在他眼里，十六岁的林徽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灵魂之伴侣"。她年轻、聪明、懂英语、能看英国诗、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不像伦敦那些刻板的英国女学生，也不像中国旧式家庭里只会绣花的小姐。她在康桥边的柳树下，能和他济慈、雪莱、拜伦地谈上一个下午。

据当时一起在剑桥的朋友回忆，那段日子，徐志摩几乎天天往林家在伦敦的住处跑。他陪林徽因在康河边散步，给她读他刚写好的新诗，甚至在林长民不在家的时候，一个人在客厅里对林徽因表白。

可是，林徽因比人们想象的要清醒得多。

她后来对梁从诫说，她当时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狂热的追求。她也很快就知道了一件事：徐志摩是有妻子的。他的妻子张幼仪，此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陪他住在伦敦郊区的沙士顿。

一九二一年秋天，发生了一件让林徽因终生难忘的事。

那一年，张幼仪一个人从柏林来到伦敦找徐志摩。徐志摩没有去接她，反而把她一个人丢在沙士顿的家里，自己跑到康桥边去陪林徽因。张幼仪后来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里，描写了那段日子的孤独：她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怀着身孕，丈夫却整天不见人影。

林徽因见到了张幼仪。她后来说，她永远忘不了张幼仪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怨毒，只有一种被抛弃的、沉静的绝望。就是那双眼睛，让十六岁的林徽因在一夜之间做出了决定。

一九二一年十月，林长民驻欧期满，准备回国。林徽因没有和徐志摩告别，只是留下了一封信，就跟着父亲坐船离开了英国。

徐志摩后来说，他是在林徽因走后，才在康桥边写下那些"像梦一样"的诗。他在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里写：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1928年）

这首诗写于七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但那种"轻轻的走了"的怅惘，其实早在一九二一年秋天的那艘从伦敦开往上海的邮轮上，就已经埋下了。

图二　1921年康河边的徐志摩与林徽因（想象图）。诗人的狂热，撞上了少女的清醒。

三、离婚、回国，与那一场未竟的追求

林徽因走了，但徐志摩的故事没有结束。

一九二二年三月，徐志摩在柏林与张幼仪正式离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起依据《民法》办理的文明离婚案。离婚协议上，徐志摩写了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故不尽爱的婚姻，反之，将绝无好结果。"

他为的是林徽因。他以为，只要他离了婚，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追求她。

可是一九二二年他回到中国，却发现等待他的，不是林徽因的点头，而是另一个消息：林徽因已经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有了婚约。

梁思成比林徽因大三岁，当时正在清华学校读书。他的父亲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也是林长民的多年好友。这门亲事，是两家长辈早就默认了的。一九二四年六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

徐志摩在中国，眼睁睁看着自己追求了三年的女孩，成了恩师的儿媳。

但他与林徽因之间的联系，没有断。一九二四年四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担任他的翻译和陪同。在北京天坛的欢迎会上，六十多岁的泰戈尔站在中间，左边是穿西服的徐志摩，右边是穿旗袍的林徽因，那张照片，后来成了民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那一年，泰戈尔要给这两个年轻人题字。他在徐志摩的一把折扇上，用孟加拉文写下了一句诗，大意是："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那一年，林徽因二十岁，徐志摩二十七岁。他们之间，从此只剩下一种克制的、朋友式的、却又永远带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情愫的来往。

四、1925年：那只被托付给凌叔华的小皮箱

故事讲到这里，才要引出本文真正的主角，那只箱子。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因为欧洲的一笔旧账，准备再次出国。临行之前，他做了一件后来影响深远的事：他把自己最重要的一批私人文字，从北平的家里取出来，装在一只小皮箱里，郑重地托付给了一位女性朋友，凌叔华。

凌叔华，是当时北平著名的才女作家，后来成了武汉大学的教授，再后来随丈夫陈源（西滢）定居英伦。她出身于北平的官宦世家，与徐志摩是新月社的老朋友。

徐志摩把箱子交给凌叔华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话：

"若是我有意外，叔华，你得给我写一传记，这里面有你需要的证件。"（凌叔华1982年致陈从周信，载《寰宇读书记》）

这只箱子，徐志摩自己叫它"文字因缘箱"。后来的人，因为它里面装的东西太杂、太私密，就叫它"八宝箱"。

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根据后来胡适、林徽因、凌叔华三人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二年初的书信往来，以及台湾学者蔡登山、梁锡华等人的考证，箱子里至少有：

第一，两本英文日记，通称《康桥日记》。这是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年徐志摩在伦敦和剑桥时写的，里面记录了他与林徽因在康桥边相识、追求、分别的全部过程，是他一生最私密的文字。

第二，一本《雪池日记》。这是一九二四年前后徐志摩住在北京雪池胡同期写的，记录了他回到中国之后，继续追求林徽因的那段日子。

第三，两本陆小曼早年的日记。这是陆小曼与徐志摩热恋之前的私人日记，里面有陆小曼早年的情感经历。

第四，成捆的欧洲书信，包括他在英国写的情书、与朋友的通信，以及一些没有发表过的文稿。

换句话说，这只箱子不是普通的遗物，它是一枚"炸弹"，里面装着徐志摩一生最不愿示人的秘密：他对林徽因的狂热追求，他与张幼仪的婚姻破裂，他与陆小曼的热恋。这些文字如果公之于众，足以让当时的中国文化圈地震。

徐志摩为什么不把箱子放在自己家里？因为一九二六年他与陆小曼结婚之后，陆小曼会看到这只箱子。他不能让陆小曼看到他当年为林徽因写的那些日记，那会让陆小曼伤心。他也不能放在上海的家里，因为他知道陆小曼的脾气。于是，他把这只箱子，留在了北平，交给了凌叔华。

这一放，就是六年。

图三　徐志摩的"八宝箱"（想象图）。这只小皮箱里，装着他一生最不愿示人的秘密。

五、1931年11月19日：那一架撞在山上的飞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三。

那天早上八点，一架邮政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经停徐州，飞往北平。机上只有一名乘客，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大学的教授徐志摩。他本来不想坐这班飞机，但为了赶回去参加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举办的中国建筑艺术讲座，他只好搭上了这架不需要买票的邮政小飞机。

飞机飞到济南党家庄附近，遇上大雾。驾驶员看不清航线。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飞机撞上了开山的山顶。机上两名驾驶员和徐志摩，当场全部遇难。

消息传到北平，是第二天凌晨。梁思成是从中国航空公司得到消息的，他亲自赶到济南，和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一起，去处理后事。梁思成后来从飞机的残骸中，捡回了一块烧焦的飞机木片，他把这块木片带回北平，挂在了林徽因的卧室里，一直挂到她一九五五年去世。

徐志摩的遗体，由他的儿子徐积锴（张幼仪所生）和陆小曼从济南运回上海，安葬在浙江海宁硖石的徐氏祖茔。

林徽因在徐志摩死后第十二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悼志摩》。她说：

"这几天心里不晓得有多少怅惘，有多少说不出的难堪。志摩的死，在我是一个剧烈的震动……我们这一辈人，像他这样真的很少了。"（林徽因《悼志摩》）

但林徽因很快就顾不上悲伤了。因为她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那只箱子。

图四　1931年冬，济南开山的飞机失事（想象图）。徐志摩的死，掀开了八宝箱公案的序幕。

六、八宝箱争夺战：林徽因先声夺人

徐志摩一死，那只六年前托付给凌叔华的小皮箱，立刻成了所有人眼睛盯着的东西。

最先动起来的，是林徽因。

她当然知道那只箱子的存在。因为《康桥日记》里写的，就是她和徐志摩在伦敦的故事。那些文字一旦被公开，或者落到陆小曼手里，她这个"梁太太"的名声，就要受到致命的打击。

徐志摩死后不到一个星期，林徽因就从北平赶到了凌叔华在北平的家里，直接开口要箱子。

凌叔华后来回忆，林徽因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她对凌叔华说，徐志摩生前曾经答应过，要把这只箱子交给她。凌叔华不否认箱子在自己手里，但她不愿意交，她有她的道理：这只箱子是徐志摩六年前亲自托付给她的，现在徐志摩死了，她不能随便交给任何一个人。她要等陆小曼来要，或者等胡适来主持公道。

林徽因见凌叔华不肯交，立刻想到了一个人，胡适。

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也是徐志摩最敬重的朋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左右，林徽因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把凌叔华不肯交箱子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胡适，并且请胡适出面，把箱子要过来。

胡适接到信之后，立刻给凌叔华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收录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胡适在信中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硬：

"徐志摩的遗稿，将来要编全集，需要有人主持整理。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胡适1931年12月致凌叔华信）

凌叔华收到胡适的信，不敢不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她把那只小皮箱从北平的家里取出来，亲自送到了胡适那里。

胡适打开箱子，清点了一下里面的东西。他发现，除了他已经知道的那些日记和书信之外，箱子里还有一些他没有料到的东西，其中就有陆小曼早年的那两本日记。胡适把这些东西分类整理了一下，然后把箱子交给了林徽因。

林徽因拿到箱子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距离徐志摩的死，还不到一个月。

七、开箱：失踪的四页日记

林徽因拿到箱子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开《康桥日记》。

她一页一页地翻。她要找的，是那几页最关键的，那几页记录着一九二一年秋天，她随父亲离开伦敦之前，她与徐志摩最后几次见面的文字。

可是，当她翻到她记忆中的那个位置时，她愣住了。

那几页，被人裁掉了。

不是撕毁，是裁掉，用一把小刀，沿着装订线，整整齐齐地裁掉了四页。那四页上写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林徽因后来对胡适说，她记得徐志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之后，在日记里写过一段非常激烈的话，大意是说他如何为了她要与张幼仪离婚，如何在康桥边等她。那一段，不见了。

林徽因立刻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

"……日记中缺少数页，是他（徐志摩）最后两三年中所写的那一段最关键的记事。我当时不敢多问，因为一开口便疑心到人人，但我自己晓得那几页日记的重要。"（林徽因1932年1月致胡适信，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胡适接到林徽因的信，立刻去找凌叔华。凌叔华矢口否认。她说，箱子在她手里放了六年，她从来没有打开过；箱子交给胡适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几页日记，不是她裁的。

胡适又去问陆小曼。陆小曼当时在上海，她根本不知道有这只箱子的存在。她对胡适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徐志摩的什么"康桥日记"，也不知道箱子在哪里。

于是，这桩公案，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那四页日记，到底是谁裁掉的？是凌叔华？是胡适自己？是林徽因拿到箱子之后自己裁掉的？还是徐志摩生前自己裁掉的？

九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给出确凿的答案。台湾学者梁锡华在《徐志摩新传》里认为，那四页日记，最有可能是林徽因拿到箱子之后，自己悄悄裁掉的，因为那几页日记里，写着她当年在伦敦如何对徐志摩动心、如何随父亲不告而别的细节，这些细节一旦公开，会损害她作为"梁太太"和未来建筑学教授的名誉。

但也有学者，比如大陆的陈从周、香港的小思，认为，那四页日记，最有可能是凌叔华在把箱子交给胡适之前，自己裁掉的。因为凌叔华当时与徐志摩也有过一段若有若无的情愫，她不希望徐志摩为林徽因写的那些狂热文字，公之于众。

不管是谁裁掉的，那四页文字，从此就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八、陆小曼至死不知

更让人感叹的，是陆小曼。

作为徐志摩明媒正娶的妻子，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理所当然地认为，丈夫的所有遗稿、日记、书信，都应该归她所有。她在上海，用了整整四年时间，编《徐志摩全集》。她一次又一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他把徐志摩散落在北平的遗稿，寄到上海来。

可是，她从来不知道，那只最关键的"八宝箱"，从来就没有到过她的手里。那只箱子，在徐志摩死后不到一个月，就从凌叔华手里转到了胡适手里，又从胡适手里转到了林徽因手里。箱子里的《康桥日记》，除了被裁掉的那四页，其余全部留在了林徽因那里。

陆小曼至死，都不知道这件事。

据《中华读书报》二〇〇〇年六月七日发表的《徐志摩、凌叔华八宝箱事件之真相》一文考证：陆小曼后来为编《徐志摩全集》，曾经托人到北平找林徽因借徐志摩的日记和书信。林徽因没有给。陆小曼只当林徽因是因为当年的旧情，对自己有芥蒂；她完全没有想到，那只她要找的箱子，早就躺在林徽因的卧室里了。

"陆小曼至死还不知道，那只八宝箱早就落到林徽因手上了。如果知道，她更会抱怨不已。她与凌叔华原本还有一段交情，而她对林徽因向来只有嫉恨。"（《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7日《八宝箱事件之真相》）

凌叔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在致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的信中，终于承认了她当年把箱子交给胡适的事实。她说：

"不意在他（徐志摩）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见到那只箱子……我当时即把箱子交了出来。"（凌叔华1982年10月15日致陈从周信）

但凌叔华没有说那四页日记的事。她直到一九九〇年在英国去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裁掉过任何一页。

图五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平营造学社（想象图）。林徽因后来成了著名的建筑学家，但她始终保留着那只八宝箱里的《康桥日记》。

九、百年公案：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一九三二年之后，八宝箱公案基本落幕。箱子留在了林徽因手里。

林徽因此后的人生，是一条与徐志摩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九三〇年代，她随梁思成在中国北方做古建筑考察，踏遍了河北、山西、山东的荒野；一九四九年之后，她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她因肺结核恶化，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她死后，那只《康桥日记》的残本，由她的儿子梁从诫保存。梁从诫后来把它捐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那四页被裁掉的文字，至今没有重见天日。

陆小曼则在上海，用余生整理徐志摩的遗稿。她一九六五年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她到死都不知道，那只她找了一辈子的箱子，早就在林徽因的手里。

凌叔华一九八九年在英国去世。胡适一九六二年在台北去世。

这四个当年卷入八宝箱公案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那四页日记上写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这桩百年公案，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一段八卦。它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在民国那个时代，一个女人的名誉，是多么脆弱。

林徽因当年那么急着要回那只箱子，真的只是为了"整理遗稿"吗？不是。她是为了保护自己。她当时已经是梁思成的妻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北平文化圈里有名的"梁太太"。她不能让徐志摩一九二一年那些狂热的情书、那些"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句子，在徐志摩死后被公之于众。她需要那些文字，尤其是她自己写过的那几页，掌握在自己手里。

陆小曼呢？她是徐志摩明媒正娶的妻子，她当然有权利要丈夫的所有遗物。但她不知道箱子的下落。她在上海，被鸦片、疾病、贫困折磨了三十多年，至死都没有机会看到那些日记。

凌叔华呢？她只是一个替朋友保管箱子的人。她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她最后把箱子交给了胡适，一个在她看来最中立、最有资格主持公道的人。但她没有想到，胡适又把箱子交给了林徽因。

胡适呢？他以为自己是在"整理遗稿"，是在"为将来的传记保存材料"。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一交，就让那只箱子，永远留在了林徽因那里。

这就是民国。一段本来可以明明白白写在历史上的旧情，因为一个女人的名誉、一个男人的遗物、一个时代的规矩，最后变成了一笔百年算不清的糊涂账。

十、尾声：再别康桥

一九二八年，徐志摩最后一次经过康桥。他在那艘从马赛开往上海的轮船上，写下了那首《再别康桥》。他写：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他的那只"挥一挥衣袖"的手，永远停在了济南开山的焦土之中。

他留下的诗，流传了一百年。他留下的箱子，却成了一笔百年的公案。

那四页被裁掉的日记上，到底写了什么？是十六岁的林徽因在伦敦雾中，对徐志摩说过的某一句心里话？是徐志摩在康桥边，写给他自己的某一段独白？还是别的什么？

没有人知道。

或许，这桩公案最好的结局，就是让它永远成为一个谜。因为那四页日记里写的，本来就是一个十六岁少女和一个二十四岁诗人之间，一段不该被公开的心事。它属于一九二一年的伦敦雾，属于康河边的柳树，属于那艘从上海开往伦敦的邮轮，属于一九三一年济南开山的那场大雾，它不属于我们这些一百年之后，拿着放大镜去翻旧账的人。

就像徐志摩自己写的那样：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徐志摩《偶然》）

那只八宝箱，那四页失踪的日记，那一段百年前的康桥旧梦，最好，就这样忘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