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五旬的陆小曼生活窘迫，陈毅为她安排工作：她算我的半个师母

1960年前后，上海一处会议场所内，陆小曼与陈毅有过一次短暂交谈。那时的她已年过五旬，身体并不算好，生活也谈不上宽裕，但精神状态比早年稳定许多。陈毅没有只问画作，而是先问她：“工作还顺利吗？身体怎么样？”这几句家常话，对陆小曼而言并不寻常。

陆小曼的一生，常被徐志摩的名字遮住。她出身优越，通晓英文，擅长绘画，也参与过文学活动。可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后，她的生活很快失去了原有支撑，个人处境也逐渐陷入困顿。

那段日子并不体面。

长期吸食鸦片，使陆小曼的身体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她曾靠处理徐志摩遗作、变卖物品维持生活。关于她何时彻底戒除鸦片，材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上海解放前后，她开始逐步摆脱旧日生活，重新寻找能够安身立命的事情。

绘画，成了她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入口。

陆小曼拜贺天健为师，专心研习山水画。她并非初学者，早年已有绘画基础，只是多年生活波折，使这种才能长期被压在阴影之下。上海解放以后，文艺界开始恢复活动，她的作品也有机会参加公开展览。

1956年，上海举行美术展览，陆小曼有作品参展。陈毅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仍十分关注诗歌、书画等文化活动，便与夫人张茜一同前往观看。陆小曼的几幅山水画给他留下印象。更重要的是，陈毅了解到，这位曾经有名的文化女性已经多年没有固定工作。

陈毅没有停留在一句“很有才华”的评价上，而是考虑怎样让她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经过相关方面安排，陆小曼进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文史馆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谋职场所，主要吸收有文化专长、熟悉地方掌故的社会人士，使他们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创作与文史整理。

身边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曾带着几分疑惑问陈毅：“首长，您认识陆小曼？”

陈毅笑着说：“她算我的半个师母。”

这句话带有明显的玩笑意味。陈毅与徐志摩并无师生关系，所谓“半个师母”，更多是借着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关系打趣，并不代表政治立场上的认同。陈毅欣赏的，是陆小曼尚未消失的艺术能力，以及一个文化人重新工作的可能。

这件事放在当时的上海，并非孤立现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同时参与文教接管工作。6月5日，他出席并主持面向文化界人士的座谈活动，茅以升、巴金、梅兰芳等一百六十多位文化人士参加。陈毅在会上谈到，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也欢迎文化界人士共同建设新上海。

他讲话时间很长，却没有把文化人简单分成出身和派别。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态度相当关键。上海文化界人员复杂，既有旧社会成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也有长期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的专业人士。怎样使用他们、保护他们，直接关系到城市文化秩序能否恢复。

有意思的是，陈毅对人才的重视，还体现在许多具体事情上。商务印书馆老负责人张元济晚年患病，陈毅曾前往探望，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医疗照顾。工资制度建立后，上海对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专业人才也作过相应安排，真正有专长者，待遇不必机械地低于行政干部。

这种做法当然不是私人施舍，而是新政权接管大城市后，对知识和专业能力的现实需要。上海要恢复出版、教育、科研和艺术活动，不能只依靠政治动员，还必须让原有的专业人才有位置、有收入、有继续工作的条件。

陆小曼因此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她把更多精力放到山水画创作上，1958年成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1964年，她有四幅山水画参加成都画展。她晚年还曾尝试翻译英文作品，虽未能正式出版，却说明她并没有完全停止文化方面的努力。

陈毅后来还建议她举办个人画展。对一个曾经长期失业、生活窘迫的老人来说，这并不只是艺术上的鼓励，也是一种身份上的重新确认：她不再只是徐志摩的遗孀，而是一个能够凭借自身能力继续工作的文化人。

1965年，陆小曼病重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她曾向来访友人提到政府和陈毅的帮助，感慨自己晚年还能发挥所长。那份感激，未必只针对一份工作，更包含了一个人在生活几乎失去方向之后，重新被允许以专业和尊严安顿下来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