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秋，北京一通电话打到兰州，接电话的人是冼恒汉。当时，九一三事件刚刚发生，西北各地的战备部署需要重新协调。上级明确告知，要由他牵头，和张达志一起研究西北方面的紧急安排。
这个决定让冼恒汉感到为难。不是不愿意承担，而是觉得自己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对地方行政事务并不熟悉。西北地域广阔，各省情况不同，牵涉军队、地方、交通和战备，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可能带来连锁影响。
他随即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李瑞山、胡继宗等人长期在地方工作，经验更丰富，由他们出面或许更合适。冼恒汉的态度很谨慎，甚至可以说有些退让。他知道，位置越高，责任越重，贸然接手并非稳妥之举。
电话那头的答复却很直接：“你要当仁不让嘛！”紧接着又提醒他：“不要太世故呢！”这几句话，实际上已经把态度说得十分清楚。面对组织决定，冼恒汉没有继续推辞，开始承担西北地区协调工作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这次任命并非偶然。冼恒汉虽然籍贯广西，却在1936年到达陕甘宁一带后，长期没有离开西北。他早年参加红军，后来在贺龙领导的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逐渐成为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重要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的部队先后接受统一指挥，西北野战军成立后，冼恒汉仍然主要负责政治工作。他没有以战场指挥员的形象广为人知，却在部队整顿、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
1949年以后，西北军区建立，冼恒汉先后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那时的西北，既要完成城市接管，也要处理部队整编、地方政权建设和社会秩序恢复等事务。军政工作交织在一起，政治机关的分量并不轻。
1955年，西北军区撤销，原有机构改组为新疆军区和兰州军区。干部安排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西北军区的主要领导，有的转到地方，有的进京或调往其他战区，能够继续留在西北、又熟悉军队政治工作的干部并不多。
冼恒汉此时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职务和资历都具备相当基础。更关键的是，他已经在大西北工作近二十年，熟悉当地部队，也了解这一地区的复杂环境。由他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既有工作上的连续性，也有现实需要。
此后多年，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始终在兰州及甘肃。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他先后担任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特殊时期承担地方工作。军队干部转入地方，往往意味着面对完全不同的工作节奏：军事系统讲求命令统一，地方工作则要处理更多关系和具体事务。
1967年以后，地方机构受到冲击，军队开始承担支援地方、支援生产和支援左派等任务。冼恒汉被安排担任甘肃省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工作重心由军队转向地方。对一名长期做政治工作的军队干部来说，这既是信任，也是考验。
西北地区原有的协调机制在那个阶段受到影响，各地之间联系不如从前。九一三事件后，战备形势更加紧张，西北各省需要在更高层面加强联络。冼恒汉被指定为西北地区召集人，正是为了在特殊情况下形成较为统一的协调渠道。
但承担责任，并不等于能够避开失误。那段时期，许多工作边界模糊，地方局势复杂，干部往往在很短时间内作出判断。有些决定经过请示，有些则是在紧急情形下形成，事后回头看，难免出现偏差。
兰州铁路局局势混乱时，冼恒汉曾作出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处理，并讲过不合适的话。这些做法后来成为审查和评价他的重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责任不能只用一句“形势所迫”带过，具体决策造成的影响，仍然需要由当事人承担。
1977年4月，冼恒汉被调到北京，随后被免去全部职务。有关方面认为，他已不适合继续在甘肃工作，并作出重新分配的安排。此后，他等待数年才办理退役，待遇一度按师级干部确定。
冼恒汉在西北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1977年离开兰州后，1982年又回到那里居住，直到病故。1985年，他的待遇调整为正军级。一个长期身处西北军政核心、曾被推到地区协调位置上的将领，最终却因特殊时期的工作失误离开原岗位，这条人生轨迹，恰好说明了那个年代高级干部所面对的复杂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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