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一、忆谢刚主先生治学
谢国桢刚主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那洋洋八十多万字的《晚明史籍考》，这部历史性的著作，最早成书于一九三一年，经过两次修订，最新版本刊于一九八一年，前后经过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老夫子一生心血的结晶了。这部书最早是先生在梁任公的启示下编写的。柳亚子先生当年曾评价这部书道：
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先生治学，一生的精力在于明清史籍，所以其第二部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明清笔记谈丛》，其他著述论文，亦均以此为基轴，触类旁通，精深渊博，其最著者如《东北流人考》、《张南垣父子事迹》等，都是极有历史价值的专著。
刚主先生祖籍江苏阳湖，其祖辈宦游于河南安阳，常自署“安阳谢国桢”，或署“罗墅湾乡人”，盖其祖宅在安阳罗墅湾，其童年时代即在罗墅湾乡村中度过。先生祖父名谢暄，七十余前为项城袁世凯幕僚，袁在那拉氏死后，回项城洹上作寓公时，先生祖父与袁亦时有往还，袁抱存写印之《圭塘集》中，收有谢暄与袁的唱和诗，我旧有一本。若干年前，先生见了，这一小本书就给了老夫子了。
先生原是吴北江的学生，是保定莲花书院的再传弟子，所以先生对吴汝纶学识一值十分景仰，而且评价很高。前两年来信说，应河北大学之约，还想到保定去讲一次学，讲题就是“莲池书院对北方学术的影响”，可是后来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一直没有去成。
先生青年时从吴北江门下考上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是二十年代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旧学研究学府，主其讲席者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赵元任等大师。先生同崇明陆侃如氏住在一个寝室中。
如今，不要说主讲席者均已先后成为古人，即学生中，在世者亦寥寥可数，均属海内之鲁殿灵光矣。
先生生平之趣事颇多，不善饮而喜言“微醺”、“被酒”等等，爱吟小诗而不管平仄，笑着常说：“我是瞎来来的。”音容宛在，古道感人，而今均属广陵散矣。
二、谢刚主与北京图书馆
谢国桢刚主先生去世了，身后给我们留下许多著作，前两天友人寄来一本《明末清初的学风》，这本书去年刚老就几次写信告诉我，因书中收有《东北流人考》一文，我还函复夫子说：我很想写一本《西北流人考》，夫子对此极赞赏，奖励之词犹在耳畔，而典型已渺不可追矣。《学风》一书，出版已晚，先生已不及再见，良可叹也。
先生这些著作，留给后人，嘉惠来者，自是毫无问题的，但人们往往要问一句：先生这些学问，如何获得的呢？刻苦用功，治学谨严，老而不衰，是一个方面，这是主观的；另外还有客观的一面，那就是上学与工作，既得力于良师益友，又得力于好的学术环境。这方面可说的很多，这里我只说一个机构，一个人，那就是国立北京图书馆和大兴袁同礼氏。
谢老从清华国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即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海西岸的图书馆大楼还未造成，北京图书馆暂时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袁同礼氏还没有从美国回来。五十年后，谢老在《春明读书记》中，记当时的情况说：
我还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北京图书馆服务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时这个古代建筑馆阁式的图书馆尚没有建成。我就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办公。及至新馆建成以后，我就到这个新建的馆中作科研工作。我还记得工作休息时间，就依靠着石栏杆旁边，观看苍翠的琼岛和北海太液的秋波。回来之后，就为北京图书馆馆刊上写文章。我写的有《张南垣父子事辑》、《彭茗斋著述考》等篇，偶然翻阅旧的馆刊尚可以见到。
刚主先生当年的工作很有意思，他的工作是甚么呢？不是编目，不是买书，更不是当馆长、当主任签字、画圈圈，而只是看书、写文章，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职务。当时的馆长，在先生初到馆时，还是梁任公。其时任公还未生病，清华国学研究所去了好几个人：一是王国维的助手海宁赵万里先生，他在清华时不是学生，是职员；二是孙楷第先生；三是谢老；四是许世瑛先生。这些人每月一百块钱工资。（当时北大、清华等校毕业生八十元起薪，因为他们是研究所去的，所以一百元。）工作就是看书、写文章，不久袁同礼回国任馆长，仍然这样培养他们，没有几年，几个人都学问大进，著述惊人，很快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这样也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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