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9月，北京，乔冠华病重住院，章含之陪在病床旁。临近中秋，她从北京饭店买回丈夫喜欢的月饼，可乔冠华已经无法正常进食，只能用嘴唇轻轻碰一下。那一刻，夫妻二人都明白，时间已经不多了。
乔冠华于1913年3月28日出生，江苏盐城人。早年受过良好教育，曾就读清华大学，后来赴日本、德国求学，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这样的履历，本可以让他走学术道路，但1937年回国后，面对民族危亡，他选择投身抗日救亡事业。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过新闻、理论和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转入外交战线，先后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以及多项重大外交事务。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乔冠华随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会场，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儒雅、敏锐，甚至带有几分洒脱。外交场合中，他善于把握分寸；处理复杂问题时，又敢于表达立场。1972年中美关系打开新局面，《中美联合公报》的起草工作中，也留下了他的名字。后来，他曾担任外交部部长。
然而，事业上的老练，并不等于感情里的从容。乔冠华与章含之相识于外交工作之中。章含之受过良好教育，能熟练使用英语，气质鲜明。两人因工作接触增多，通信、通话也渐渐频繁，关系由同事变成了知己。
年龄差距，是这段感情最先面对的障碍。乔冠华比章含之年长许多，外界议论自然不会少。章含之并非没有顾虑，她担心这段婚姻给乔冠华的事业带来影响，甚至一度想要退开。
乔冠华却没有接受这种安排。据相关回忆，他曾在电话中用英语向章含之表达爱意：“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章含之没有立即答应。乔冠华认为，感情不该完全受流言支配，真正需要两个人作出决定，而不是由旁人替他们选择。
两人走到一起后，生活并非始终平静。工作压力、年龄差异以及外界评价，都曾造成摩擦。有一次争执后，章含之独自外出看电影。乔冠华留在家中，情绪失控，喝下不少酒，还不断询问她去了哪里。章含之深夜回来，听说他醉倒在家，马上赶了过去。
这件小事未必能概括他们的婚姻，却能看出乔冠华感情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在外交场上可以沉着应对，在爱人面前却同样会焦虑、脆弱。章含之后来回忆这段婚姻时，也承认两人的相处有争执、有压力，但更有难以割舍的依赖。
1983年，乔冠华病情恶化，住院期间身体状况迅速下降。临终前，他曾向章含之交代后事，希望一切从简，不给国家和家人增加负担。他不愿举行铺张的仪式，也不希望安葬在八宝山，更希望回到江苏，在安静的地方入土。
9月22日，乔冠华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章含之没有按照通常的高规格安排办理丧事，而是向中央提出三个要求：不举行公开告别仪式，不在报纸上刊登讣告，不安葬于八宝山公墓。这个决定一经传出，便引起了一定讨论。
按当时的惯例，乔冠华作为曾任外交部部长的重要干部，完全可以享有相应的治丧规格。章含之之所以坚持从简，一方面是遵照丈夫生前意愿，另一方面也与乔冠华一贯朴素的生活态度有关。相关回忆提到，他去世时留下的遗款并不多，章含之不愿把丧事办成铺张场面。
中央最终同意了她提出的三个要求。有关方面曾考虑为乔冠华安排相应仪式，地方也表达过协助意愿，但章含之仍坚持不扩大规模。她并不是否定乔冠华的贡献，而是不愿让丧葬形式超过逝者本人的嘱托。
骨灰安葬地点的选择，也经历了一番斟酌。章含之曾在北京、江苏等地寻找合适墓地，后来在有关方面帮助下，乔冠华安葬于苏州一带。墓碑上刻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寄托的是对其一生选择的评价。
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长期独居。有人问她为何没有再婚，她曾以“大海”与“小溪”作比，意思是经历过那段深刻感情后，已经很难重新开始。这个回答流传很广，却并不能掩盖她晚年生活中的孤独。
2008年1月26日8时20分，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按照她对养父章士钊的感情和安排，她没有与乔冠华合葬，而是安葬在章士钊墓旁。两位外交工作者由此留下的，不仅是政治与外交履历，也包括一场曾经受到议论、却始终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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