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不宜为都——江南粮仓与东北铁骑，终结了长安国都之运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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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杜牧写这两句诗的时候，长安已经不是他理想中那个盛唐的长安了。那是唐文宗年间，江淮北上的漕船还在三门峡附近翻个不停，江南的粮食运到长安要折腾几千里，朝堂上宦官和大臣掐架，关中的地力一年比一年差。

但长安好歹还在。

再过不到一百年，公元904年，朱温胁迫唐昭宗迁往洛阳，接着下令迁走全城居民，拆毁宫室官署和民房，拆下的木料编成木筏，顺渭水漂向洛阳。史书记载，长安自此遂成丘墟。

此后一千年，再无大一统王朝以长安为都。

这不是偶然。长安的命运，是被两把刀切断的：南边的粮食困局让唐朝皇帝一次次不得不离开，北方的铁骑让五代以后的政权再也不敢回来。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长安是怎么一步步丢掉国都之运的～

皇帝的肚子，关中喂不饱

唐朝建立以后，长安迎来了它数百年来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也是作为国都的收尾。

但有一件事从一开始就说不过去：长安的人越来越多，关中的粮食却没有跟着多起来。

贞观年间，京兆府（也就是长安所在的行政区）在籍人口九十多万。到了唐玄宗天宝初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还多，逼近两百万。长安城内有皇族、百官、禁军、工匠、商人、外来使节，每天需要消耗的粮食是个天文数字。而关中盆地每年能产的粮食，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填不满这个缺口。

缺多少？大约每年缺一百万石。

这个窟窿，只能靠江淮地区的粮食来填。

粮食从扬州一带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再经黄河向西，进入渭水，到达长安。路程超过三千里，中间有一道要命的关口：黄河三门峡。

三门峡这段水路凶险异常，礁石密布，水流湍急。史书记载，运粮船队经过砥柱，十艘里接近一半会出事，要么翻船，要么触礁。光是洛阳到陕州这三百里陆路（绕开三门峡的那段），一石粮食的运费就要五百文，这还只是全程的零头。

皇帝当然知道这件事。

所以唐高宗有一半的执政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武则天更是把洛阳直接改名神都，把政治中心整个挪过去。史书里有时候写得很直白，皇帝“幸洛阳”，原因是“关中饥”。

翻译成白话就是：长安没粮食了，皇帝带着群臣去洛阳吃饭。

明确因为关中饥荒去洛阳就食的，史书里记了四次。加上其他名目的东幸，唐前期的皇帝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来来回回。大唐盛世的繁华背后，是皇帝被粮食牵着鼻子走的现实。

唐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运改革，在沿途建立中转仓库，分段运输，损耗率大幅下降，运到长安的粮食一度明显增加。这算是唐朝历史上解决关中粮食问题最成功的一次尝试。但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不论漕运效率怎么提升，关中本身的承载力在那里，随着人口持续增长，缺口迟早会再次出现。

安史之乱一来，这个平衡彻底打破了。

朱温那一纸拆城令，把长安变成了废墟

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

叛军势如破竹，唐玄宗仓皇出走，蜀道铃声里，马嵬坡下，大唐盛世的幻梦就此破碎。

这场战乱历时八年，关中是重灾区之一。战乱期间，人口大量死亡和流散，西北方向的防线几乎崩溃。平乱之后，大量边疆驻军被调回内地平叛，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陇右——这意味着长安西边的屏障没了。

公元763年，吐蕃军队攻入长安，在城里盘踞了十几天才退走。短短七年内，长安又一次被攻陷——上一次是安史叛军，占了十五个月。吐蕃退走之后，唐朝拼着余力在凤翔、泾原一线重建防线，吐蕃后来再没打进长安城。安史之乱丢掉的河西陇右，要等到一百年后张议潮在沙州起义，才以归义军的名义收回大半——那时候的长安，已经再也当不起都城了。

更关键的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中央政府对各地的控制大幅弱化。北方各藩镇实际上处于半自治状态。从长安向东的漕运，随时可能因为藩镇的阻断而中断。粮食来源变得更加不稳定。

接下来是黄巢之乱（公元875年至884年）。黄巢攻入长安，带来的破坏更大。他的军队在长安城里反复进出，战乱持续时间更长，城市物质基础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再度大量流失。

等到朱温出场，长安已经是一座靠历史名头撑着的空壳城市。

公元904年，朱温控制了唐朝朝政，他下令将唐昭宗和全体朝臣强制东迁洛阳。迁民的队伍和拆城的命令同时启动。宫室、官署、民间的庐舍被拆掉取材，木料浮渭而下运往洛阳；居民被强制迁走，大树被砍倒。曾经容纳百万人口的天下雄城，一个多月下来成了一片废墟。

“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此后，五代十国乱了五十三年，没有一个政权选择在废墟上重建长安作为都城。

开封的水，为什么救不了长安的命

五代五十多年，开封和洛阳来回拉锯：后梁在开封起家，中间搬去洛阳四年又搬回来；后唐守了洛阳十三年；后晋从洛阳开局，转年就把都城定在了开封；后汉、后周都守着开封。北宋继承的，就是开封胜出的这个结果。

为什么是开封，而不是往西回到长安？

漕运。

开封坐落在大运河的节点上，南方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直接运到城门口，不需要翻越三门峡那道险关。北宋的开封，每年通过漕运运入的粮食超过六百万石，是唐代长安鼎盛时期的好几倍。

长安就算重建，也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关中的生态环境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已经大不如前。从江淮运粮到长安的成本，比运到开封要高得多。一个国家的首都，不能建立在一个粮食要靠远途转运、而且转运代价极高的地方。

北宋的赵匡胤其实想过迁都。他曾经提出过要从开封迁到洛阳，甚至考虑过往西迁到关中。他的理由是开封无险可守，四面都是平原，一旦军事上出了问题，首都毫无退路。但大臣们不同意，迁都意味着官员们的产业、亲属、利益网络都要重新安置，阻力太大。赵匡胤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没有险要可守，以后只能靠武力来补，那样耗下去，迟早耗光天下民力。

他没有说错，公元1127年，金兵的铁骑踏破开封，靖康之变，北宋就此覆灭。

但即便在这一刻，长安也没有等来它的复辟机会。赵构选择了一路向南，把临安（今天的杭州）作为行在，实际上把都城安在了江南腹地。东北方向的铁骑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政治中心必须彻底向南转移，才能勉强维持安全。

从长安到开封，再到临安，中国政治中心的轨迹，是一条不断向东、向南的路线。

朱棣找到了那个钱粮与刀剑都够用的位置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朱元璋定都南京。这个选择符合当时的形势：江南是经济重心，南京居于其中，粮食不愁。但随着明军将蒙古残余势力驱逐到草原，北边的防线拉得越来越长，南京距离北方边境太远，调兵遣将都不方便。

朱棣靖难之役之后，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决定：迁都北京。

北京在哪儿？就在长城脚下，距离北方草原极近。从纯粹的防御角度看，这个位置并不安全。但朱棣的逻辑是：与其在南京远程指挥、鞭长莫及，不如直接把皇帝安在前线，让整个帝国的资源向北集中。

天子守国门，说的就是这个逻辑。

粮食问题呢？北京离关中更远，但朱棣的解决方案是重开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直接运到北京。这套漕运体系虽然依然复杂，但避开了三门峡那道险关，总体上比运粮到长安要可靠得多。

北京的这个位置，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军事上足够接近威胁来源，粮食上通过漕运足够维持帝国运转。这是长安从中唐以后就再也没能同时满足的两个条件。

老达子说

长安在它的时代足够伟大——汉武帝的使节从这里出发走向西域，李世民的军队在这里接受万邦朝拜。但一座城市能不能持续作为帝国的中心，靠的是粮食能不能进来，威胁能不能挡出去，不是靠名气。

关中的粮食养活不了长安的野心，这件事在唐初就已经是事实了。安史之乱之后，西北防线的崩塌让长安变成了一个四面漏风的地方，朱温那一纸拆城令只是做了最终的了断。九百年之后，当西安的城墙还完好地立在那里，四周是现代城市的街道，那段历史只剩下砖缝里的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