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陈云亲自批示：枪毙广东县委书记王仲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汕头市人民广场。一万七千人挤在这片空旷的场地上。海风从东南方向吹来，带着冬日特有的干冷。广场中央搭起了一座审判台，台面上铺着深色的绒布，麦克风立在正中。

台下的人群安静了片刻，又响起交头接耳的嗡嗡声。

两名法警押着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走上台前。

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背微微佝偻着，眼神低垂。

台下有人认出了他——那是原海丰县委书记、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王仲。

审判长开始宣读判决书。当“死刑”两个字从麦克风里传出来的时候，王仲的身体开始发抖。

他抬起头，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发出声音。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对王仲作出一审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仲不服，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判决书认定：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一年八月，王仲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金额达六万九千余元。

六万九千余元。在八十年代初，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三十几元。

六万九千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一百年的收入。

这个数字，要从一台电视机说起。

海丰县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沿海，与香港、澳门隔海相望。

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闸门打开，海丰人借着地理之便涌向港澳。

据统计，在港澳谋生的海丰籍人多达三十万。

探亲的、经商的、谋生的，往来穿梭。

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手表、布料，从港澳流进海丰，再通过海丰流向内地。

走私，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滋长。

农民不种地了，工人不做工了，学生不上课了。

家家户户都卷入走私的行列。

海丰县一时被称为“远东国际市场”。

为了遏制走私，上级成立了打击走私指挥部。

王仲时任海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

一个负责打击走私的人，手中掌握着缉私物资的处置权，掌握着人员出入境的审批权。

这两项权力，后来成了他通向刑场的台阶。

一九七九年秋天。

海丰县红草公社的一名广播员想去香港探亲。

申请递上去多日，迟迟没有批下来。

广播员四处打听，经人介绍，认识了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和儿子王建成。

广播员多次上门拜访。

一次闲聊中，他问陈巧兰：“家里有没有电视机？”

陈巧兰说没有。

广播员领会了意思。

几天后，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被送到了王家。

当时一台十七英寸黑白电视机的价格约四百五十元。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礼物。

王仲收到电视机后，很快把广播员的出港申请报告批给了公安局。

这年十一月，广播员踏上了去香港的路。

这是王仲的“第一次”。

一台电视机，打开了一扇门。

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尝到甜头的王仲，胆子越来越大。

他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

一九八零年七月至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正值高峰。

被查获的走私货物在汕尾镇堆积如山。

电视机、收录机、手表、布匹、衣服、家具、药品、烟、酒——各式各样的洋货，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就在这个时候，平时经常“养病”的王仲忽然神采奕奕，跑到汕尾镇“视察”。

他进入汕尾镇的缉私物资仓库，犹如进入藏宝的山洞。

他钻入各个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公安部门截获了一条大的走私船。

王仲接到报告后，连夜赶到现场。

他在船上翻翻这里，看看那里，挑了一堆东西，用丰田车满载而归。

回到县委大院他的住处，他和妻子陈巧兰一直处理到天明。

据到过王仲家的人说，他家就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堆满各种攫取来的电器产品和其他物资。

汕尾镇的各个缉私物资仓库，王仲一家可以开着小汽车自由进出，随意挑选取走或压价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据查实，仅一九八零年七、八两个月，王仲自己在汕尾镇拿走的东西，就有手表一百八十多块、收录机八台，还有衣服、布料和其他贵重药物、杂物一大批。

王仲不仅自己拿，还带着身边的人一起拿。

一次，他从汕尾公安分局缉私物资仓库拿出十三台三洋牌收录机，对在场的人宣布，每人“奖”一台，他自己也占有一台。

有人受宠若惊，有所犹豫，王仲便大喊：“不用怕，这是我奖给你们的，怕什么！”

另一次，他来到一个堆满衣服的仓库，一边动手挑衣服，一边对仓库人员喊：“你们都来拿一点，我拿县里分成的百分之六十部分，你们拿镇里分成的百分之四十部分。”

还有一次，他在汕尾镇缉私物资仓库拿到七十一块手表。

一时心情好，又另选了“梅花”表和“英纳格”表各四块，对仓库人员说：“你们辛苦了，每人奖两块用。”

更为讽刺的是，王仲曾对仓库人员说，他拿手表是作为“样品”，帮助推销，“你们要学会做生意，一块表少卖几块钱，国家就要损失好几万块钱。”

一个负责打击走私的人，成了走私物资的最大分赃者。

王仲的腐败，不是一个人的腐败。

为了让自己的贪腐更加“便利”，他把家人一个个安排进了关键岗位。

妻子陈巧兰，原在潮阳县工作，一九五八年自动退职。

王仲凭借手中的权力，先将她提升为县文化馆副馆长，后来又安排到汕头地区民政处工作。

几个子女凭着父亲的权力，都安排了工作，很快转为干部，安排到政法部门，形成了一个“政法之家”。

就这样，王仲一家可以开着小车自由进出各个缉私仓库，任意拿走他们看上的东西。

王仲的家中经常有各种走私分子出入，参与交易，俨然变成了一个私货交易市场。

权力失去了监督，就会变成私产。

缉私仓库成了王仲家的“超市”，政法部门成了王仲家的“自留地”。

王仲带头侵吞缉私物资，在海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

一批干部被腐蚀，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瘫痪，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海丰县，这个本应“南海物丰”的地方，成了一片走私的汪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于王仲和海丰县的情况，许多群众写信检举揭发。

信访件雪片一样飞向上面。

有意思的是，这些信件并不直接指向走私，而是集中在一个人——海丰县委书记王仲。

中央纪委的案情专报被送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案头。

陈云阅看相关材料后极为震怒。

他此前已在《信访简报》上看到一篇名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报道。

他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王仲案的处理，牵动着陈云的心绪。

陈云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先后派出一百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

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有人认为，王仲是老同志，一九四七年参加解放军并入党，为党作过一些贡献，应该从轻处理。

但陈云力排从轻处理的意见。

他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惩处，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陈云说：“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汕尾这样一个离特区这么近的城市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王仲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广东省检察院及其汕头地区分院依法对王仲立案侦查。

此时，王仲已调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一个政法系统的官员，成了被查处的对象。

王仲被监视居住。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二日，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王仲案。

法院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合议庭，由刑二庭庭长谢乙坤担任审判长。

刚从法院工作两年多的助审员陈石波被抽去参与审理。

陈石波后来回忆，王仲案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职务最高、情节极其严重、影响最大的腐败案件。

六万九千余元在当时可谓一笔巨款——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几元。

虽然开展打击经济犯罪已一年多，但很少抓到领导干部犯罪。

坊间开始议论：看中央是不是真的打击经济犯罪，就看打不打老虎。

王仲，就是那只老虎。

审理的过程极为细致。

王仲的贪污是以“件”计的一一今天从缉私仓库“拿”走一只手表，明天“顺”走一部收录机。

证据琐碎，但每一件都要核实。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汕头分院起诉王仲总计贪污了三百三十七只手表，但合议庭最终只认定了二百六十三只。

陈石波回忆，否定检察院提出的证据压力很大。

合议庭跟检察院反复讨论，为什么要认定这么多，不予认定的理由是什么。

有一批手表涉及关键证人王泗吉——汕尾镇革委会副主任兼缉私仓库保管员。

王泗吉提供了两个账本：一个是原始的“小账本”，另一个是后来凭记忆制作的账本。

两个账本相互矛盾。

合议庭仔细审核后，对部分证据不予采信。

陈石波后来说了一句话：“死不死是王仲的事，但证据关我一定要把好。”

这就是法律的尊严。

哪怕面对一个“必须严惩”的案子，证据关也不能松。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仲犯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仲不服，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王仲临死前，曾对看押他的检察干部李向东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得记住，当了官千万不要贪。

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嘛！

但愿我的错误能给国内当权的、当官的敲一个警钟吧。”

一个临死之人，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

但一切为时已晚。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汕头市人民广场。

一万七千人聚集在广场上。

宣判大会之后，王仲因贪污罪和受贿罪被执行枪决。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走完了他的人生。

王仲案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当时的反响应该说震动全国，简报一发，报纸一发，全国人民都说这是动真格的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

从打击经济犯罪以来，被开除党籍和受党纪处分的人，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

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予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王仲死了。

但海丰的问题远没有结束。

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央纪委教育室的干部蒋秀生陪同室主任张黎群来到海丰调研。

海丰的情况令他们震惊。

尽管王仲已被处决，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不安心工作，“帅不升帐、将不出工”，整个县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

走私问题依旧严重，“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

满街都能见到走私的手表、收录机。

回到北京后，蒋秀生以教育室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

报告开头第一句话是：“海丰问题非常严重！”

中央纪委决定将海丰作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之一，派出联合工作组进行整改。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海丰县委副书记叶妈坎因犯巨额走私罪被判处死刑。

王仲的家人也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妻子陈巧兰、儿子王建成等多名家庭成员，因参与犯罪活动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个曾经可以开着汽车自由进出缉私仓库的“政法之家”，彻底瓦解了。

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将一个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拖进了深渊。

六万九千余元的赃款，换来的是一声枪响。

王仲临死前说，伸手必被捉。

这句话，他说得太晚了。

海风继续吹过汕头市人民广场。

广场上的审判台早已拆除，人群早已散去。

但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的那一声枪响，穿越了四十多年的时光，至今仍在回响。

那不仅是一个人的终结，更是一个时代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