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在全国推行法币。纸币刚刚成为国家财政与贸易的新纽带，日本方面便迅速察觉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币制调整，而是中国试图建立统一金融体系的重要一步。
法币改革触动了日本在华利益。日本控制的银行担心中国货币摆脱日元影响，军部则担忧统一货币后，南京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筹集军费、调配物资。1936年，中美签订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建立联系，日本的反对也随之更加激烈。
抗战全面爆发后，枪炮之外，货币成了另一处战场。沦陷区原本仍有法币流通，敌后根据地也发行边币、抗币。日伪政权若想让伪币站稳脚跟，就必须压缩法币和抗币的生存空间。
他们采取的办法并不隐蔽。华北一些地区被限制使用带有南方地名的法币，百姓被迫兑换所谓的兑换券。日伪还不断压低法币价格，利用行政命令制造兑换差价，使民众对法币失去信心。
这种做法的危害，不只在于抢走百姓手里的钱。日军把沦陷区搜集到的大量法币带到国统区购买粮食、药品和工业品，法币回流之后，市场上的货币数量突然增加，物价便被进一步推高。金融混乱，实际上服务于军事掠夺。
伪造纸币，是更阴狠的一步。1940年前后，日本方面开始系统研究仿制中国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日军又控制了部分印钞设备和材料，原本分散的尝试逐渐变成有组织的行动。这项计划在日本内部被称为“杉工作”。
他们仿制的对象，涉及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机构发行的多种票券，既有小额纸币，也有不同年份、不同版式的钞票。相关研究和战后资料中，常见的估算数字约为40亿元。这个数字究竟包含哪些类别，各种档案口径并不完全相同，但其规模之大，足以说明日本把金融破坏当成了长期战略。
根据地面对的条件更艰苦。印制抗币的纸张、油墨和设备都很简陋，防伪主要依靠土纸中的彩色纤维、不同颜色和经常变更的版式。有些地方甚至使用木刻版，缺少固定设备时，便临时刻制。
看似粗糙，反而给仿制者制造了麻烦。日本人费力摸清一种版式，新的抗币可能已经更换颜色；伪造者刚掌握纸张特点，旧票又被回收。根据地货币不断调整，成本低，却让敌人的机器化仿制难以追赶。
根据地还设立识别票券的机构，向群众讲解纸张、颜色、图案和暗记。那时没有复杂设备，识别靠的是经验，更靠基层金融人员逐张检查。货币能不能流通，直接关系到粮食征集和部队供给，因此这项工作丝毫马虎不得。
国民政府方面，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办法。戴笠掌管的军统曾设法取得日伪银行的印版，在后方仿印伪钞，再设法送入沦陷区使用。传闻中数量达到一万五千多箱，具体数字仍需结合档案辨析，但这一行动确实令汪伪政权感到压力。
有一次，负责行动的人员据说说得很直白：“他们用假票扰乱我们，我们就让他们自己的票先乱起来。”这类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点出了当时的逻辑：既然货币被当作武器，敌我双方都在争夺市场的信任。
1943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曾公开声明，市场上出现大量十元储备券，拒绝承认并拒收。无论这批票券来自何处，公开发布这样的通告，本身就说明伪币问题已经影响到伪政权的金融信誉。
有意思的是，日本精心制造的假钞，后来还遇到了一个意外对手，那就是国统区自身严重的通货膨胀。抗战前法币发行量只有十多亿元，到1944年已膨胀至数千亿元的规模，钞票面额也从小额逐渐扩大到千元、万元乃至更高。
日本伪造的多数是小面额纸币，原本用于购买日用品和物资。可在恶性通胀之下，市场上的大额钞票越来越多，小额票的购买力急剧下降。敌人苦心经营的金融破坏，竟被失控的货币发行部分抵消，甚至出现伪钞无人愿意接手的尴尬局面。
这场较量没有一条清晰战线，却牵动着银行、商铺、乡村和军队。纸张、印版、兑换率和物价，背后都是资源与人心。日军想用伪钞掏空中国的经济命脉，抗日力量则在各自条件下维持货币信用。货币一张张流通，也把战争的另一面暴露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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